目前，腐败现象在一些领域易发多发，反腐败斗争的形势还比较严峻。其主要原因就是，腐败现象滋生和蔓延的土壤和条件依然存在。滋生腐败的土壤是产生腐败的内在原因和直接根据，是不合理的权力配置机制或权力结构。而腐败现象滋生和蔓延的条件，则是指那些适合或者助长腐败现象存在和发展的必要的外在因素和间接原因。大致而言，这些条件可以分为政治条件、经济条件、文化条件和社会条件等。这里撇开腐败现象滋生和蔓延的社会背景，如政治、经济、文化和社会发展不协调、不全面，以及制度不完善等复杂的环境因素(这些因素当然都属于腐败现象滋生蔓延的条件)，仅从惩治和预防腐败的角度，探讨腐败现象滋生和蔓延的两个综合性因素或者基本条件，即权力运行的透明度和对腐败现象的容忍度。

　　权力运行的封闭性和隐蔽性是腐败现象滋生和蔓延的首要条件。一切腐败都是违反公共道德和法律原则的见不得人的丑恶现象，一般只能在暗中进行。一旦把权力运行过程包括决策、执行和监督等环节置于人民群众的监督之下，有序地扩大公众的政治参与，消除权力运行的封闭性、隐蔽性和神秘性，掌权者就难以滥用权力谋取私利，即使发生了腐败，也容易发现并及时追究。只要提高权力运行过程和结果的透明度，就能使腐败暴露在光天化日之下，无处藏身。阳光是消灭腐败的最好杀毒剂。西方有一个著名的反腐败国际组织，其名称就叫“透明国际”。可见，至少在西方人看来，透明度问题在遏制腐败措施中具有关键性的地位和作用。权力运行的透明度越高，腐败现象就越难以滋生和蔓延；相反，透明度越低，腐败现象就越容易滋生和蔓延。

　　权力运行的封闭性、隐蔽性和神秘性到底是如何形成的又为什么如此难以消除呢？从政治学的角度来说，主要有三个方面的原因：一是权力本身具有专断和封闭的倾向。掌权者都倾向于在自己的权力范围之内自主地行使权力，只有权力的授予者才能参与、干预、监督权力的运行。二是社会政治环境的不确定性对掌权者造成了强大的压力。公共权力在某些领域被作为市场的替代方式来配置社会稀缺资源，因而使权力本身成为更为稀缺的资源。权力的流动和运行往往会牵动社会生活的许多重要方面，引起广泛的关注和竞争。在制度完善的国家，权力的流动和运行都要受到严格的程序和规则的限制，因而基本上可以控制在合理的范围之内。但是，在一些制度废驰或者处于社会转型之中的国家，权力的扩张性得不到适度的控制，不正当地干涉市场机制在资源配置中的基础作用的现象经常发生，使经济生活的不确定性、不平衡性、不公正性等进一步扩大到社会、政治等领域。在这种情况下，掌权者很容易受到各种挑战和掣肘，许多决策及其执行会引发或者加剧社会矛盾。对此，最为简便的应对策略就是把权力集中到少数人手中并广泛适用保密措施。结果往往使保密成为常规，公开成为例外。三是权力垄断或者权力高度集中本身就是排斥民主的。权力垄断制造了隐蔽性，而隐蔽性为权力滥用等腐败现象的滋生和蔓延提供了藏身之所。

　　权力运行的隐蔽性毕竟只是一种遮羞布，能够庇护腐败，甚至助长腐败向社会、经济和文化等领域蔓延，却不能把所有的腐败都隐藏起来。对于暴露出来的腐败现象，是否处理以及如何处理，则要看国家和社会公众对腐败的容忍程度。如果我们能够做到腐败一“露头”就打，并且一抓到底，那么腐败仍然可以控制在较小的“内部”范围之内；否则，腐败现象的滋生和蔓延就可能失控。因此，决定腐败现象是否滋生和蔓延的第二个条件因素就是国家和社会对腐败的容忍度。对腐败现象的容忍度越高，腐败现象就越猖獗；容忍度越低，腐败现象就越难以滋生和蔓延。

　　以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为宗旨的中国共产党与任何腐败现象都是根本不相容的，以实现公平正义、民主法治等为目标的社会主义和谐社会与任何腐败都是根本对立的。因此，我们必须旗帜鲜明地反对一切腐败，加大惩治腐败的执法力度，坚持依法治国，严格执法，树立国家的诚信和权威；加强廉政教育和舆论监督，从法律和制度上扩大群众的有序政治参与，增强权力运行的透明度，形成对腐败零容忍度的廉政文化。

　　权力运行的透明度和对腐败现象的容忍度作为腐败现象滋生和蔓延的两个基本条件，都包含着个人因素和主观认识因素的成份，也都有一个局部性、微观性和程度差异问题，但是实质上都属于制度设计问题，换言之，都可以通过制度完善来解决，也必须着重在制度建设中解决，其他途径只能发挥辅助性的作用。这两个条件，既综合地反映了权力的配置方式和运行程序(特别是执法规范)的科学性等内在因素，也直接反映了三项基本制度即政府信息公开制度、新闻监督制度和公务员财产申报制度的完善程度等外在因素，是两个方面的结合部位，是与腐败现象滋生和蔓延的土壤最接近的两项关键性条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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