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老年人生活质量的内涵

学术界对生活质量的研究已近半个世纪，但对生活质量内涵的理解仍尚未统一，主观派把生活质量定义为幸福感、满意度和主观生活水平；客观派把生活质量定义为“一个国家或地区人们生活条件的优劣程度。”(冯立天，1996)；综合派认为“生活质量就是环境提供给人们生活条件的充分程度以及人们生活需求的满足程度，是在一定物质基础之上卜，社会成员对自身及其自身所处的各种环境的感受和评价。”(周兴城，2001)。
   我们认为客观生活条件的优劣是决定生活质量的主要因素，同时，生活质量的高低也决定于社会对个人的供给和个人对生活的需求。人的素质是人体自身的素质，不是人体之外的客观条件，人的素质既可影响客观生活条件的优劣，也是主观满意程度的基础，人的素质应作为生活质量的一个独立的组成部分。所以，生活质量就是指人的素质和客观生活条件的优劣程度，以及对生活的满足程度。
   老年人是一个特殊群体，其生活质量也有其特殊性，主要表现为身体健康状况是反映老年人生活质量的敏感指标，因为健康状况与长期客观生活条件的优劣程度紧密相关，也直接影响老年人对生活满足程度的评价。所以，身体素质应作为老年人生活质量的重要指标。
   
   二、不同性别城市老年人的生活质量
       根据对老年人生活质量内涵的理解，我们选择了月人均可支配收入和人均居住面积作为客观生活条件指标；选择主观满意度作为主观满足程度指标；选择文化程度和身体健康状况作为人的素质指标，采用评分平均数的方法①对辽宁城市老年人生活质量进行了综合评价。各指数基础数据来自于我们2000年对辽宁城市老年人口的抽样调查。不同性别城市老年人生活质量指数如表1：
   
   从表1可以看出，城市男性老人生活质量综合指数为70.2，明显高于女性老人。男性老人文化素质明显高于女性，根据问卷调查统计，男性老人文盲半文盲占11．xxxx，平均受教育年龄为8．3年；女性老人文盲半文盲占34．xxxx，平均受教育年限仅为5．5年。文化程度的高低决定了主要经济来源和收入水平，男性老人文化程度较高，主要经济来源为离退休金的占83．xxxx，只有6．xxxx依靠子女提供；女性文化程度低，主要经济来源为离退休金的仅占66．xxxx，依靠子女提供的却高达21．xxxx。男性文化程度高，不仅有离退休金保证了稳定的经济收入，而且也有比女性更多的再就业机会，问卷统计表明，男性老人再就业率为3．xxxx，女性仅为0．xxxx。结果，男性人均月可支配收入在60xxxx以上的占53．xxxx，低于20xxxx的占8．xxxx；女性在60xxxx以上的仅占26．xxxx，低于20xxxx的却占21．xxxx。
   男性老人的身体素质也明显高于女性。男性老人健康和一般者占88．xxxx，较差和有重病的占11．xxxx；女性老人健康和一般者占75．xxxx，较差和有重病者24．xxxx。老年女性体弱多病，经济收入又偏低，普遍存在看病就医难的问题，疾病长期困扰，生活质量自然会低于男性老人。
   
   三、不同年龄城市老人的生活质量

仍以上述指标体系和方法对不同年龄城市老人的生活质量进行比较分析，各项生活质量指数计算结果如表2：
   从表2可以看出，城市老年人生活质量综合指数随年龄增长明显降低。表明城市老年人生活质量随年龄增长呈下降趋势。其中客观生活条件指数80岁以下的中低龄老人差别不大，80岁及80岁上高龄老人明显偏低，这又与月人均可支配收入分指数和人均居住面积分指数均明显偏低有直接关系。80岁及80岁以上高龄老人月人均可支配收入低于20xxxx的占28．xxxx，比其它年龄组高10．5～17．xxxx百分点；月人均可支配收入在50xxxx以下的占26．xxxx，比其它年龄组低16．5—19．xxxx百分点。80岁及80岁以上高龄老人月人均可支配收入明显偏低，而又与其主要经济来源有关，从问卷调查统计数据看出，其主要经济来源中离退休金占56．xxxx，比其它年龄组低19．0—24．xxxx百分点；子女提供占42．xxxx，比其它年龄组高28．3—36．xxxx百分点。离退休金是老年人最具有保障的生活来源，高龄老人却显著偏低，使一部分高龄老人的生活质量难以保障。同时，既或是能领取退休金的高龄老人，由于其退休早，领取的退休金很少，也难以依靠退休金使生活质量达到中低龄老人的水平。
   
   80岁及80岁以上高龄老人人均居住面积2xxxx米以下的占58．xxxx，比其它高龄组高4．3—8．xxxx百分点，其中人均居住面积低于xxxx米的占9．xxxx，比其它年龄组高2．3～3．xxxx百分点。人均居住面积偏低的高龄老人，经济收入也偏低，又多数得不到子女的关照，生活质量难以保障。
   
   主观满意度指数与年龄增长的关系同客观生活条件指数同年龄增长的关系基本相反，60—64岁和65—69岁低龄老

人的指数值低于70—74岁和75—79岁中龄老人的指数值，而80岁及80岁以上高龄老人的指数值最高。出现这种状况的主要原因是老人对生活标准的要求随年龄增长而降低，年龄越大越易于满足生活现状，主观满意度也越高。这与其实际生活水平相矛盾，是对真实生活质量的扭曲，好在各年龄组指数值相差绝对值不大，对综合指数不会造成明显的负向影响。
   人的素质指数随年龄增长明显下降。文化素质分指数由60-64岁年龄组的50．1下降到80岁及80岁以上年龄组的24．2，降幅51．xxxx。问卷调查数据表明，60—64岁文盲半文盲占10．xxxx，随年龄增长逐渐升高，80岁及80岁以上则高达47．xxxx；60—64岁平均受教育限为8．6年，随年龄增长逐渐下降，80及80岁以上降为4．3年。低龄老人文化程度明显高于中龄和高龄老人，这也是我国建国以来教育事业不断发展的必然结果和真实写照。正是由于文化程度随年龄增长明显下降，高龄老人的经济收入才明显偏低。
   
   身体素质分指数随年龄增长明显下降，表明老年人身体健康生活质量随年龄增长明显降低。问卷调查数据表明，60—64岁身体健康人数占41．xxxx，有重病的占3．xxxx，生活不能自理的占0．xxxx；80岁及80岁以上老人身体健康的人数仅占24．xxxx，有重病的人数却高达10．xxxx，生活不能自理的人数也高达10．xxxx。如果把身体较差也视为未达健康长寿标准，那么低龄老人有1xxxx不能实现健康长寿，中龄老人和高龄老人分别有2xxxx和3xxxx不能实现健康长寿。可见，城市老人随年龄增长，健康问题更为突出。
   

四.不同文化程度城市老人的生活质量
   不同文化程度城市老人生活质量指数如表6：
   
   从表6可以看出不同文化程度的城市老人随文化程度提高，综合指数明显上升，表明城市老人文化程度越高，生活质量也越高。客观生活条件指数、主观满意度指数和人的素质指数与综合指数完全一致，表明城市老人的客观生活质量和主观生活质量与文化程度也呈正相关。
   老年人的文化程度基本决定了老年人的经济收入、生活水平和客观生活条件。文化程度高，不仅较高的离退休金成为其主要经济来源，而且继续就业或再就业的机会也较多，容易获取更多的劳动收入。文化程度低，离退休前在非国有企业工作的比例相对较高，离退休后得不到离退休金的比例相对较大，既或能得到，数额也很低。由于没有一技之长，继续就业或再就业的机会也很少，很难继续获得劳动收入。对辽宁城市老人的抽样调查表明，大学文化程度老人的主要经济来源的97．xxxx是离退休金和劳动收入，月人均可支配收入80xxxx以上者占66．xxxx，低于20xxxx者仅占4．xxxx；文盲半文盲主要经济来源的57．xxxx是离退休金和劳动收入，还有31．xxxx靠子女提供，月人均可支配收入80xxxx以上者仅占10．xxxx，低于20xxxx者却高达28．xxxx。
   居住条件是老年人客观生活质量高低的重要标志，对主观生活质量和健康生活质量也有重要影响。文化程度较高的老年人经济收入较高，也有更多机会获得优惠住房的条件，比低文化程度老人的住房条件明显优越。辽宁城市老人具有大学文化程度的人均居住面积10平米以下的占4．xxxx，50平米以上的占19．xxxx；文盲半文盲人均10平米以下的占26．xxxx，50平米以上的仅占0．xxxx。
   
   在一般情况下，经济收入水平较高，容易产生幸福感，尤其我国改革开放以来，人们经济生活水平显著提高，对于那些生活水平提高较快的人们，对生活的满意程度自然也会很高。对辽宁城市老人的调查表明，文盲半文盲对生活满意的人数占43．xxxx，不满意的占8．xxxx；具有大学文化程度的对生活满意的占57．xxxx，不满意的占2．xxxx。主观生活质量随文化程度提高而提高。
   
   文化程度对身体素质的影响是多方面的。在一般情况下，文化程度较高，经济收入也较高，为疾病的防治提供了保障；同时，文化素质较高，精神状态也会较好，可以延缓衰老，缩短残寿期；文化素质较高，家庭易于和睦，丧偶率低，有利于保持健康长寿。对辽宁城市老人的问卷调查表明，以初中文化程度为界，具文盲半文盲和小学文化程度的老人丧偶率分别为42．xxxx和21．xxxx，身体健康的别分占20．xxxx和29．xxxx；具初中、高中和大学文化程度的老人丧偶率分别占12．xxxx、17。xxxx和7．xxxx，身体健康的均高于37．xxxx。可见，文化程度对身体素质也具有正相关关系。
   
   
   五、几点启示

1．我国城市老年人的生活质量除具高中和大学文化程度的老年人达到小康水平以外，其余老年人生活质量均在小康水平以下，其中一部分老年人构成城市贫困群体、弱势群体，应引起全社会关注，应采取有效措施使他们能得到过去对社会所做贡献的应有回报。这也是当代人的一种道义上的责任。
   2．保障城市老年人生活质量的最重要因素是离退休金，目前执行的政策是：在岗职工调整工资水平时，养老金调整水平不超过在岗职工平均工资增长率的6xxxx。按这一政策，老年人经济收入的绝对值与在岗职工的差距将越拉越大。在岗职工还有其它一些灰色收入，与老年人之间的贫富差距只能更加悬殊。在国家经济实力允许的条件下，应调整现行政策，尽量缩小差距，避免因代际贫富悬殊形成新的社会不稳定因素。必须看到，如不能恰当地调整，随着老年群体的逐渐膨大，很可能会出现一种积重难返的效应。
   3。对老年人生活质量产生负向影响的最主要因素是老年人的文化素质和身体素质。老年人的文化素质随高龄老人的逐渐谢世将不断提高；老年人的身体素质，尤其不断进入高龄阶段的老人的身体好坏将直接影响老年人的生活质量，尽快完善养老保障体系对保障和提高老年人生活质量将具有极为重要的意义。

参考文献：
   1．周长城．社会发展与生活质量[m]．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1
   2．朱庆芳，吴寒光。社会指标体系[m]．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1
   3．冯立天，戴星翼．中国人口生活质量再研究[m]．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199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