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中国人经济心理的社会背景：

  虽然经济心理的社会背景主要属于经济社会学的研究内容，但为了从更好地理解中国人的经济心理，我们需要对传统中国的基本社会背景有个简单介绍，毕竟，从外在环境的社会影响的角度来看，中国人的经济心理与其长期历史发展中的历史环境有着密切的关系。
 1、农业经济
中国传统社会，甚至当今中国社会，在很大程度上都具有费孝通所说的乡土性质，而之所以具有这种乡土性质，关键在于中国传统社会是一个以农业占绝对优势的社会，中国传统文明在很大程度上就是农业文明的历史。在对土地和天气的依赖中，中国人的心理节奏便与自然的节奏之间形成一定的合拍，虽然不断地改造自然是人们生产生活实践中的常见现象，但顺应自然往往是更明智的选择。不管外在世界发生如何变化，“布谷屋檐唤早耕，农夫惊起多叹声”的节奏一直延续到清朝。而中原地区之广大，往往使中国人觉得这就是天下，即使还有域外之民，那也是不值一提的夷狄，并不是文明人，其主要原因就是没有农业文化。
  农业的最大特点就是稳定，不可能随意迁徙，安土重迁的桑梓情谊具有重要的价值，以致将大量的人口牢牢吸附在土地上。在精耕细作的基础上，也确实创造出了灿烂的文明，以致这种文明对周边的文明具有极大的吸引力，使周边的其他文明都为它所同化，正如费正清所指出的：“无论哪一种文明成分，人种或文化的特征，一进入中国就全部与显然属于中国的生活方式融为一体，受到地利的滋养、调节和限制。”这也正是我们许多社会学和历史学研究所得出的结论，这就使得这种农业文化的影响范围无限扩大，成为人们的普遍生活方式。
  自给自足的农业经济不仅在生活节奏上影响人们的基本经济心理，而且还因为其有限的眼界，导致人们的经济动机或需求维持在一个很低的水平上。1979年的诺贝尔经济学奖的获得者刘易斯·阿瑟就指出过，人们有限的眼界是限制人类想望财富的最大因素之一 。也就是说，当人们将生活限制在某一个有限的层次上时，他们不可能有突破这一层次的经济冲动，实际上费孝通先生早年在昆明街上就发现过这样的情况：随着大量前方人员涌进昆明，昆明的人力车价格翻了一番，在费孝通看来，车夫们应该加倍努力才是，但结果他发现人力车夫们拉几趟后就休息不拉了，一问原因才知道——现在只要拉原来次数的一半就可以维持生活了。或许，我将这种情形称之为小农意识，但不管怎么说，在一个农业社会中，这种意识肯定比与此不相同的社会更强一些，而这类意识又正是经济心理的基本前提之一。

  2、差序格局
所谓差序格局是从中国社会的横向结构而言的，这是费孝通先生早年对中国社会横向结构的经典概括，即在个人与他人的关系上，是从自己出发，一圈一圈的往外推，人际关系也随着愈往外推而愈不重要，最后推到很远的时候，就是不关痛痒的路人了。他认为这种人际之间的关系与西方的团体格局存在很大的差异，也正是中国社会独特性的关键。
当然，按照儒家的说法，这种格局是可以由个人一直向外推出去的，最后推到家国、天下，但从真实历史的意义上来看，中国人在向外推的过程中，始终没有真正推出去，往往最多也就是停留在家族的层面，至少绝大多数人是这样，于是家族或家庭在中国社会中具有非常突出的地位，所以，中国人的人际关系往往以家族的范围为主。这也就是说，重要的经济合作往往都以家族为界限，一般难以超越这一界限。自己人与外人的区分，导致中国人在经济行为中的一些特定的模式，也形成了一些独特的基本经济心理假设，尤其是后面我们将具体讨论的关于公与私的基本心理判断。
  进一步而言，家族本身是一个具有可伸缩性的单位，当它拥有一个强大的核心时，可以将其范围无限扩大，这时强调共同的祖先占据有时，在这个意义上来说，家族本身并不具有规模上的限制；但同时还存在与规模扩大相反的过程——家族中“房”等观念很强，人们都希望为自己的后代着想，尤其是当这种观念占据优势时，必然面临与聚相反的过程——散。这一聚与散的动态变换，即是中国人现实经济生活中的事实，也使他们对聚散具备了足够的心理准备，这也影响到他们在经济合作与冲突中的基本经济心理。

 3、人口过剩
  在一个注重家族的农业社会中，人口的快速增长是情理之中的事情，所以甚至还在战国时代，韩非就意识到了人口呈现几何级增长的趋势，并已经充分认识到人口增长与生活资料增长之间的不协调 。自此而后，到王充以至洪亮吉，甚至一直到马寅初，都认识到人口问题是中国的一个最重要的问题，人口的过度增长不仅影响到一般社会问题，而且对整个民族性格的形成都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而人口的众多，生活资料的有限，结果就是人口在有限的资源中竞争而淘汰。这样，一方面生活资源的价值往往极其高昂，从经济学的角度来看，就是财富的重要性极其显著，相应地在人们心理上的位置极其靠前；另一方面，针对大多数人而言，资源的极其有限，使得一般人不可能从非常长远的角度来考虑经济活动的安排，预期时限相对就更短，“夏虫不可语冰”，难以对未来做一个长期的规划。这导致他们在资源的安排上，不可能游刃有余，“长袖善舞，多财善贾”的情形并不多见，对于风险往往非常敏感，缺乏创新，也是很自然的结果。而这两方面相结合——即对财富的迫切期望与预期时限的相对短暂，也正积极参与了中国人基本经济心理结构的塑造（见后面的进一步讨论）。

 4、社会纵向结构
  前面讲的差序格局是针对横向社会结构而言的，然而一个社会的纵向结构往往更具有塑造社会风尚与习惯的作用，往往决定了人们基本的价值观与生活方式，因为对上层社会生活方式的模仿与追求，永远是一个社会得以维持并得以发展的动力之所在。
  简单地说，自战国后期开始，中国社会是军阀与知识分子联合进行治理的社会，而这种联合在不同的时期有不同的特点。在一个朝代统治时间比较长时，作为军阀的皇帝往往营造出了一个合法继承大位的舆论，使得其军阀的性质不太明显，但当统治时间比较短时，尤其是频繁更替时，其军阀的性质就很明显了，如南北朝时期、五代十国时期。而作为知识分子的群体，差不多是以儒家为主的一个群体，但这个群体在不同时期也有不同的特点，这与选举制度的发展有密切的关系。秦汉时期，这一群体的成分比较复杂，并不是一个纯儒生的群体，只是汉武以后，儒生的地位开始上升，发展到东汉时期，已经开始形成一个封闭的做官的知识分子群体，即士族；但随着隋唐科举制度的发展，这种封闭的状态开始发生变化，虽然科举制度的社会流动功能并没有想象的那样有效 ，但总给了社会上一般读书人一些希望，尤其是从北宋开始文人地位的上升，使得科举真正成为一些人的职业，知识分子也正式成为四民之一的士，真正成为最受人尊重的一种职业。从此凡是在这种职业中混到一个功名的人，无论是做了官僚还是没有做官僚，都具备了一种特殊的身份，这就是费孝通先生所说的，“绅士是士，官僚是大夫。士大夫联成了中国传统社会结构中的一个重要层次，就是到现在还是如此” 。
当士大夫阶级成为社会上最受尊敬的阶级时，人们只要稍有余力，都会把心思花在做那无涯的状元梦上去了，“万般皆下品，惟有读书高”，读书具备了很高的社会价值，社会资源的配置就倾向举业了，因为举业往往直接与权力联系在一起，它本身就可以带来财富。所以正是在这个意义上，很多学者认为，在中国的传统中，“经济人”最有利的做法不是增加生产，而是从已经生产出来的财富中增加他自己取得的份额。而商人在财富上的地位使得士大夫的地位受到威胁，所以商人始终被占了舆论优势的士大夫斥为四民之末。一方面，一些重要商品被国家所垄断，既增加国库的收入，也打击了商人；另一方面，商人要依附于士大夫阶层才能使自己的财富有安全的保证。所以费正清说：“绅士家庭最好的保障并不仅在于依靠占有土地，而是依靠土地所有权和官吏特权的联合。家庭财产本身并不是一种保障，但是家庭成员中的官吏能够保护绅士家庭。” 所以财富或者说代表财富的商人，并没有在中国获得其自主性的地位，真正民间资本甚至民间社会没有形成。

二、中国人的基本经济观念
  正如前面所说的，一些具体的经济心理现象，一般都是有其潜在的基本经济心理假设的，这些习以为常的基本经济假设是具体经济行为与心理过程的基础。而对于“利”的基本态度构成了这些基本观念的核心。
  1、预期时限与理性的不同类型
  以一个实际的例子来说明这个问题：东南亚地区的气候使得当地的农民很依赖于雨水，风调雨顺则丰收，雨水不均匀则歉收，本地的地主一般都采取分成地租的形式收税。当殖民者来到这里以后，不满意每年税收的多寡不一，于是采取固定地租的形式，而税率的确定，是根据以往多年的征收水平而取平均值，甚至略低于平均值。照理说，这应该不会有太大的区别，但事实是最终导致大规模的农民起义，而抗议的就是这种固定地租的形式。为什么会有这种结果？原来农民基本都生活在贫困线上，他们不能容忍歉收年份的状况，因为采取固定地租的形式，歉收时交了租以后就所剩无几了，这样就完全不可能维持一年的生计，所以他们宁愿采取分成地租的形式，虽然这样意味着丰收的年份要交更多的地租 。
  这就说明，面对未来究竟做出什么样的选择才是理性的，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我们从多远的未来考虑问题，正如上面地租的例子一样，如果从未来20年甚至30年考虑，固定地租确实没有什么不好，但若只从未来一年来考虑，则面临很大的风险，所以我们既可以说这些农民目光短浅，也可以说他们很保守，一点风险也不敢冒。但这种指摘是没有用的，因为所有的人都必须考虑生存的问题（现在也包括企业主体），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