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西商人与清政府的关系：中国传统社会二重结构的视角

摘要：本文从中国传统社会演变的历史视角对山西商人与清政府的关系进行了研究。指出中国传统社会的官民二重结构所具有的存在着一个特殊的获益机会分布结构、缺乏产权保护、导致制度变迁的周期性和形成儒家意识形态的超作用等四个特征，是造成山西商人与清政府之间关系的重要因素，同时这也就导致了山西商人不能将其在近代中国经济演变中的进步性转化为在社会演变的积极作用。

关键词：山西商人，清政府，二重结构

对山西商人与清政府关系的研究，在晋商学中已有不少有见地的成果。但这些研究成果的一个共同特点是将山西商人与清政府的关系置于晋商五百多年的发展史这一历史小背景中，而忽略了中国社会演变的历史大背景，由此也就不同程度地忽视了山西商人在中国近代社会演变中的作用。因此，本文尝试着从中国传统社会的演变这一历史大背景的视角对山西商人与清政府的关系提出一些管窥之见。

一、中国传统社会的二重结构
从本文的研究角度出发，本文以1906年清政府废止科举制度至1911年辛亥革命这一历史期间作为中国传统社会与现代社会的分界。
1．二重结构的形成
二重结构是中国传统社会的一个重要特征。而这种二重结构在中国历史上又大体上表现为两种前后延续的类型（如图1、2）。
前一种类型的二重结构，即封建二重结构，始于西周，止于秦。这种封建二重结构是在周王朝建立后通过大规模实施的封建分封制度而形成，表现为一种由上而下的、由一个中心向外扩展、由上层的政治势力来控制各地的一种政治制度安排。但这种封建二重结构由于是建立嫡庶制和宗法制的基础上，它的存在完全取决于封建君主的权威与控制能力，因此它缺乏内在的制衡机制而具有极不稳定的性质，中国春秋和战国的历史是为例证。因此，这种封建二重结构在经历了短暂的历史时期后就演变为后一种类型的二重结构，即官民二重结构。

官民二重结构始于秦，止于民国。在封建二重结构中，由于封建领主（封臣）与平民间的强制性关系，使平民具有强烈地打破这种社会结构的制度变迁需求；同时，由于替代封建二重结构出现的官民二重结构在科举制度的安排下具有社会升迁机会与选择自由，因此在这个意义上，平民与新的官僚力量的结合并瓦解了原有的封建二重结构，从此形成了对以后中国社会演变发生决定性影响的官民二重结构。
2．官民二重结构的历史影响
中国的官民二重结构所具有的存在一个特殊的获益机会分布结构、缺乏产权保护、制度变迁的周期性和儒家意识形态的超作用等四个特征，对中国社会的演变产生了重大且持久的历史影响。
（1）官民二重结构存在着一个特殊的获益机会分布结构。这种获益机会主要集中分布于社会的上层结构（即官的层次），并且这种分布状态决定了各种社会成分（士农工商）的行为选择与社会资源的流向（张杰，1998）。这里以士、商为例。前者拥有知识，后者拥有资本，但在中国的官民二重结构下，它们都不是被分别投向技术发明与产业投资从而贡献于可能的经济增长，而是主要用于与上层结构有关的各种渠道（比如科举与寻求官府的庇护等）。
（2）官民二重结构缺乏产权保护。在官民二重结构中，相对于上层的官僚体系，在下层，“一个平铺散漫、无组织、无力量的社会”（钱穆，1950）以及“职业分立而非阶层对立的社会”（张杰，1998）是无法形成拥有足够谈判能力的社会阶层和广泛而有效的产权保护需求。因此，传统法律体系中以刑法替代民法而致使产权保护缺乏就是这种官民二重结构的内在逻辑结果。
（3）官民二重结构导致制度变迁的周期性。这突出表现为中国历代的农民起义无非是把某一部分人从上层赶下来再让另一部分人跻身上层的过程。在付出了巨额的社会变革成本之后，其结果仅是对原有二重官民结构的简单复制，以及财富和权力的重新分配。
（4）官民二重结构形成儒家意识形态的超作用。在官民二重结构中，社会活动的规范和调整除了依赖于国家的直接控制外，基本上借助于意识形态这一非正式制度安排，而不是以法律契约（刑法、民法和商法）为主体的正式制度安排，因此，儒家意识形态在中国传统社会中发挥超作用就具有逻辑上的必然性（张杰，1998）。而儒家意识形态与法律契约的一个显著区别就是，在前者中人们彼此认定的都是具体的人，而不是在后者中抽象的原则或法律条文。这就导致正如费孝通（1948）所说，在中国传统社会里，“一切普遍的标准并不发生作用，一定要问清楚了，对象是谁，和自己什么关系后，才能决定拿出什么标准来。”整个社会结构是依托于人际关系的网络面确立并扩展的。在这种情况下，对于中国传统社会的商业活动，有甚者如韦伯（1915）认为，作为一切买卖关系之基础的依赖，大多是建立在亲缘或类似亲缘的纯个人关系的基础之上的。

二、对山西商人与清政府关系的解释
     1．山西商人与清政府关系的回顾
对于山西商人与清政府之间的关系，大致可以分为两种类型：
    （1）私人关系
     这种私人关系主要表现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资助穷儒寒士入都应试以至走马上任。
第二，代办、代垫捐纳和印结。
第三，票号财东与经理人员直接损纳报效，买取官衔和封典。
第四，结交清政府各省官员。
    （2）业务关系
山西商人（主要是票号商人）与清政府之间的业务关系主要表现为票号逐渐发展成为清政府的财政支柱。
第一，充当清政府损纳筹饷的办事机构。
第二，汇兑公款，为户部解缴税收。
第三，为各省关借垫京、协各饷，解救清中央政府和地方政府的财政危急。
第四，为清政府筹借、汇兑抵还外债。
第五，票号代理部分省关的财政金库。
这里以票号交结各省官吏情况为例来反映山西商人与清政府的关系。
2．对山西商人与清政府关系的解释
对于山西商人与清政府之间无论是在私人方面还是在业务方面的关系，从其所处的中国传统社会官民二重结构背景看，具有内在的逻辑性。
（1）官民二重结构所存在的特殊的获益机会分布结构，导致山西商人必然将其所拥有的部分货币资本用于结交清政府官员，疏通与上层结构有关的各种渠道，这在一定程度上可以理解为是山西商人的“寻租”行为。同时，这也可以解释为什么拥有巨额货币资本和具有较为先进的经营管理水平的山西商人直到20世纪初期才开始较少地投资于资本主义工业。
（2）由于官民二重结构缺乏产权保护，因此山西商人就必然通过与清政府各级官员建立各种非正式的联系以保护自身的经营和脆弱的财产权，即从政府内部寻求产权保护的替代措施。
（3）在官民二重结构下，以农民起义为主导的社会变革仅表现为一种简单的财富和权力的重新分配，并不能为山西商人的经营活动提供财产保护，因此这必然引起山西商人对清末太平天国农民运动的敌视。
（4）我们已经指出，在官民二重结构下，信用和商业活动大多是建立在亲缘或类似亲缘的纯个人关系的基础之上，这就决定了一方面山西商人必然以儒家思想作为缺乏民法和商法情况下的补充，另一方面，在其内部人事管理上也不得不倾向于地缘性和亲缘性。
3．山西商人的历史悲情
在西方资本主义出现以前，地中海地区的商业活动在为早期资本主义提供原始资本积累的同时，更为重要的是这种商业活动以及所形成的拥有强大经济实力的商人阶层在很大程度上动摇了西欧的封建制度。因此可以说，前资本主义时期西欧的商业活动的意义不仅体现在经济方面，更表现在社会政治方面。
山西商人从明代开始经过五百多年的积累和发展，在规模上已经具备了一定的经济实力，对中国近代社会的演变产生了重要影响，这突出表现为山西商人在经济、贸易、商业和金融等方面所做的历史贡献。但与早期西欧商业活动相比较，山西商人在中国近代经济演变中的历史进步性，却受制于中国传统社会的官民二重结构，使其无法在社会和政治演变中发挥更大的作用。山西商人与清政府的关系在使其获得巨大商业利益（也为其商业活动隐含了很大的政治风险）的同时，在某种程度上也就最终决定了山西商人作为中国近代以来最重要的商业利益阶层无法推动中国社会的演变。
可以这样说，山西商人以一支重要的经济力量出现在近代中国的历史舞台并最终仍以经济力量的身份退出历史舞台。这是山西商人的历史悲情。

参考文献

1．孔祥毅：《金融贸易史论》，中国金融出版社1998年版。
2．中国商业史学会明清商业史专业委员会：《明清商业史研究》，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1998年版。
3．张杰：《制度、渐进转轨与中国金融改革》，中国金融出版社2001年版。
4．钱穆：《国史新论》，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1年版。
5．费孝通：《乡土中国》，三联书店1985年版。
6．韩水法编：《韦伯文集》，中国广播电视出版社2000年版。
7．郑乐平编译：《经济·社会·宗教——马克斯·韦伯文选》，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1997年版。

》，中国广播电视出版社2000年版。
7．郑乐平编译：《经济·社会·宗教——马克斯·韦伯文选》，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1997年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