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0~80年代香港pop文化的国际传拨与收用民族主义论文

    虽然随着香港回归大陆以后“cantopop"呈逐渐消亡的趋势，但是在'1970~80年代'作为凡亚洲的一个事例而成为重要遗产。本文将对香港的电影和作为"香港pop"文化两轴的"cantopop"与它的主角的歌手-演员、模特，以及以此为中心形成的文化产业体系进行考察。
    香港的pop文化的形成与1970年代初、中期的广播产业(TV产业)、音乐产业(唱片业)、电影产业有着密切的联系。这一联系的重要媒介便是"粤语歌词的歌曲"; 即"cantopop"。这一过程可以从被誉为"cantopop"之王的許冠傑的成功经历中推测出来，从用英文歌词演唱的男子乐队开始(到用粤语演唱)，率先成为既是歌手又是作曲，还出演TV秀，一跃成为热门人物，到最终成为电影演员兼制作人的成功经历。这样形成的新pop文化的性质是以媒体指向的文化产业、"bilingual"的新时代感受性、美男型性感的偶像化等为要素。这可以说是从1967年到1984年之间，香港社会向自由市场港口和超国家的金融中心转变过程的一个组成部分。
    从1970年代末起，"cantopop"不仅仅停留在香港本土，而是向"脱本土化"、"亚洲化"运动扩展。从1980年经过潭咏麟和张国荣成为对手关系，到1992年'四大天王'(张学友、劉德華、郭富城、黎明)的出现达到了顶峰。"cantopop"亚洲化成功的原因可以说是由1980年中期亚洲各国(或各地)展开的文化环境的变化导致的。台湾、新加坡、韩国，还有中国等地，随着经济增长权威主义的统治有所缓和，对大众文化采取宽大的态度的政治变化，多国性音乐产业在各国建立分公司直接配售唱片的产业环境的变化，随着象征"star tv"(或channel v)的有线广播(或卫星广播)的阳性、阴性的普及导致媒体环境的变化。
    虽然有对"cantopop"的美学本质是"saccharine"，"cantopop"歌手-演员是"clown"的批判，但是"cantopop"的多元化性格也成为亚洲大城市中产阶级新的生活方式的表象，确立了大众文化的理想形式。在文化的近似性和文化的远隔性的同时作用下，最近的对越境文化交通的谈论中也有很多反映。"cantopop"的传播与收用随着政治、经济条件出现不同的情况，这一点说明，"亚洲 pop"在当时还不成熟。这可以从东亚在文化交通方面的不均衡中看出来。
     "cantopop"是商业性的同时，也是"脱政治性"的，随着向外传播的越来越重要，"local reference"变得淡化，而无根性(rootlessness)的认同与感受成为重要的特征。但是在回归中国的历史性、政治性面前，"cantopop"的这种特性被"rearticulation"了，它的倾向大体可以用"renationalization"或者"resinicization"的词语来概括。后殖民的香港暂时的文化形式可以看做是从"既不是中国人，也不是英国人"的认同上，到"既不是中国人，也不是非中国人"的认同的转变。
    这种环境的变化有"cantopop"的text和context都被(再)政治化的效果。text的情况，"民主歌曲"瞬间流行后，紧接着是"爱国歌曲"的流行，并伴随着国语唱片的大量增加。另一面是context的情况，在凡中华圈的水平上展开对"translocal imaginary"的构成、脱构成、再构成，这是将中国看做国家(national)层面，香港看做地方(lcoal)层面，在国家层面下启动文话政治。在这种情况下，1990年末，以刘德华为代表的'德华式中国人'，和以梅艳芳为代表的'坏女孩'体现着两个相反的象征作用。
    另一方面，自1990年末以后，在东亚的pop音乐届里"cantopop"的霸主地位急剧衰退。这是因为香港pop的竞争对手大批登场的缘故。台湾以没有语言障碍的国语，在中国大陆迅速占领了一席之地。(日本的)j-pop也随着各国对日本文化的开放而进入各国市场。韩国pop，即韩流／k-pop，自1990年末以来取得飞跃，成为各国10来岁少年的狂热追逐的对象。从中国本土大众音乐来看，自1980年末~1990年初，处于全盛期的摇滚，对部分人群有号召力。这表明"cantopop"的时髦、酷、娱乐的魅力在多方面正丧失着竞争力。
    尽管如此，"cantopop"的历史为1990年末开始日趋多元化发展的东亚在超越国家的文化产业／文化消费的持续性的考察提供着必要的资料。总的来说，香港pop文化的历史是东西结合，或是殖民化和现代化的结合的产物。作为未来东亚的纽约的香港，相信还将起着更为重要的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