引言：又是深秋流初寒的天府之国，仍融流着浓浓的春意。一群曾经用青春托起世纪之梦的写作研究者们，接受了寨沟绿水青山的洗礼，经历了大黄山千年冰封的严峻，穿过都江堰的历史性喧哗，又聚集在这里--天府蓉城。十多年的岁月腐蚀，许许皱纹脸上，亮丽着的那一颗颗更加年青的心--再次碰撞在了一起，生命与智慧的光火，把一度沉寂的写作学术天地重新照了个通亮：在孤独中诞生，在压抑中成长的写作学科之舰，又将开始重振旗鼓，较正方向，向未来远航。然而，写作哲学的大海，能为这艘历经磨难的年青航舰提供畅通无阻的海面吗？
面对此，可能不再需要年青的狂热，而应该去寻求一种相对成熟的冷静！ 寻找结论是为了更清醒的探讨原因
在人文学术的殿堂里，是没有写作学的。写作学的这种没有立足之地而又不得不存在下去的尴尬，在于它自身没有"学"和"问"。
当我们一触及到这一十分敏感的问题时，也就不得不去认真而严肃的思考和反省这样一个问题：即写作学到底有无"学"与"问"？
从理论上讲，写作学是应该有学问的，而且这种学问还是特别的博大精神深！
因为写作学是研究人类写作的创造性生成问题的学问。而写作的问题又是那样的普遍，那样的富有创造性，那样的具有深广的人性美丽！如果我们不持一种盲目的浅薄的话，可以说，人类的文化和人类的文明都融进了写作的特别功劳：人类的文化精神和文明创造都体现了写作的无穷魅力--文学创作通过写作，科学研究离不开写作，国家管理、社会治理、领域性工作等等，是绝对不可能没有写作的参与其中，就连日常生活也无处不需要写作的帮助，哪怕就是谈情说爱也需要以写作为其表达美好情感和真诚的爱意的手段和方式。因此，比较客观的来看，写作是人类生活的重要内容，是人间生活能够创造性表达自我的思考、探索问题的有力武器，是人间能够相互沟通、融融生存的重要方式，是创造人性美丽的基本手段。对如此具有人情味、人性味和创造性色彩的写作行为与现象的研究的学问--写作学，它绝不可能没有学问！恰恰相反，它是人间最了不起的、最博大精深的学问！
因为，从根本上讲，写作学应该是人学--是有关于人的心灵学和表达学，或者说是有关于人的心灵表达学。而有关于人的心灵的创造性生成和有关于人的心灵的美丽表达的学问--都不博大精深，世上还有哪一门学问算得上是博大精深呢？所以，学术界的"家"们以至于还来不及成为"家"的人们，认为写作无学，甚至于瞧不起写作学，鄙夷和嘲笑写作学，不愿意正视写作学的研究等等的行为与态度，从表面上看是一种自以为是的"门户"的"偏见"，但就其实质上讲，则从一个侧面体现了对人的无知，对人类创造行为的人本精神的无知。
理想的激情并不等于实践的成就。从这样一种较为客观的立场来看中国当代写作学的实际的建设探索，到底有无"学"与"问"呢？
回答无疑是肯定的。冷静地回顾写作学的当代建设史，不仅其有学问和成就，而且学问与成就斐然！
自1985年写作学诞生以来，从刘锡庆先生的"双重转化"到朱伯石先生的"三级飞跃"，再到金长民、林可夫的"三重转化"，可以说完成了写作的静态规律研究的奠基性工作。尔后，在此基础上，写作学的探索进入到了写作的动态规律的揭示，从颜纯钧先生的"写作行为"到马正平先生的"写作过程"，写作学探索进入到了一个更深的层次，写作学的学问从此获得了一种动态规律的奠基。正是这种有关于写作秘密的静态规律和动态规律的整体性奠基，才迎来了写作学界对写作的文化本质和人性规律的艰苦卓绝的探索，这一探索方向和这一探索成果，所体现出来的积极意义与价值，已经是大大的超过写作学本身--而具有了人文科学的整体性质。写作学对写作的文化本质和人性规律的探索：首先从王东成先生和陈果安先生的"人本主义写作学"、"写作主体论"开始，到颜纯钧的"写作准备状态"，再到马正平先生的"写作文化"以及后来由他提出并致力于探讨的"写作文化学"，以及由陈果安先生提出"写作的大技巧"到后来马正先生对写作大技巧的潜心研究，写作学研究终于迈出了狭隘的、浅表的探讨写作规律的思维模式，而初步获得了真正意义上的写作学思维蓝图的描绘。这方面的最杰出的理论成果是马正平先生的五卷本《写的智慧》(1995年版)。
与此同时，对人类写作的生态规律和人性动力的探索也紧密鼓的登台，这一标志就是林可夫先生高瞻远瞩地提出了"写作哲学"，紧接着王东成先生和阿果安先生率先出了"人本主义写作学"，从宏观上开辟了写作研究应以"人为本体"、以"写作主体的精神、心灵、情感建构为方向"的道路；随后，马正平先生通过对写作文化的研究而进入到对人类"写作秩序"的哲学探讨。
与此同时，唐代兴开始了"写作的形式化"、"生存理性写作哲学"、"写作语言的生态化"和"写作教育论"的研究；张伟德先生随后展开了对写作的"书写本体论"的探索，由此，激发唐代兴展开了对写作的人类起源的思考，而把写作研究的笔触伸向了"人类生存书写与被书写"的领域，打开了写作与人类生存创化之间的秘密通道--而展开了对人类生存行为动力的艰苦探索：其其积极的思维成果就是"生存语义场"和"生态化综合的思维方法与思想方法"，其理论成果是《人类书写论》（1991年版）、《作家哲学论》（1991年版）、《语义场导论--人类行为动力研究》（1998年版）。
这种种对人类写作的生态规律和人性动力的探索成果，必然激励写作学研究走向对写作问题的深度探讨，这一探讨的现实成果同时展开为高楠先生的"写作思维场"，马正平先生的"写作控制场"，唐代兴的"写作语义场"。一种以"场"的观点来观照写作的深层次的思维本质和情感运行规律，把写作学探索引向了具有完整人性学（即人性的心灵表达学）的境界。
从写作学在短短的十几年的发展实绩来看，写作学的学问的博大精深已经得到了初步的实践上的证明。并且，从写作学的已有研究成果看，写作学所开辟人文研究道路所体现出来的深度和广度，是目前其它所有人文科学都不能望其项背的。因此，说写作学无学或者嘲笑写作学的无学，无论是从理论上讲，还是从实践上讲，都是不公正的学术看待。
当我们从写作学的应有之义和现有实绩这两方面来看，目前学术的王国不承认写作学，学术界还来不及认同写作学研究者们的艰辛付出--这样一种普遍的甚至有些叫人目不忍睹的现状，确实存在着"门户"的"偏见"。这种"门户"之见，至少从一个侧面反映了当前整个学术视野的落后。
然而，如果我们从写作学建设自身角度来看，至少也有一个非常重要的原因导致了它目前的尴尬局面，那就是：写作学的研究者们至今还没有获得一种完全属于自己的话语背景，和为了得以立足于学术之林而自如地运用经过15年的艰辛探索而积累起来的广阔而深厚的知识资源基础--的能力。由于这样一种缺乏，写作学的研究一直都处于一种无自己的广阔话语舞台的前历史时期。20世纪的写作学的悲壮生存语义，也许应该从这里开始去探微！
写作学之所以到目前为止还处于一种研究的前学科状态，还在于写作学界的这一批批研究者们从整体上体现一种知识准备不足而又自为是的状态中。在这样一种较为普遍的学术心态氛围的笼罩下，写作学研究又从整体上显现出这样一种倾向：即错误的把科学主义的主流话语当成了写作研究的人学话语。这样的结果是：一旦把科学主义的主流话语做为写作研究的话语舞台时，写作学也就成了各种科学方法论的明证场所。
其实，我这样讲，并没有丝毫贬低所有的写作学研究者的意思，也不是为了别有用心的来否定过去的种种成果。因为，过去了的岁月始终是我们自己经历出来的。否定过去是一种愚蠢；但也不能过于的去拔高过去，拔高过去却是一种浅薄！
学术探索，学科建设，需要一种整体的力量的推进。然而，写作学建设却在整体上显现出一种以"无学"去躁动"学"的倾向，确实是有些令学界啼笑皆非。在白手创业去通过创造性积累应有的学科知识资源基础和哲学背景来建设写作学科的情况下，要创造出属于写作学自己的、并且能够迅速得到学术王国的认同的学术话语舞台，这确实异常艰难。对这种艰难局面的突破，不仅需要整体的勇气和先锋队的贡献，而且更需要写作学界的整体力量与智慧的创新与提高。然而，实事求是的讲，时至目前为止，写作学界所从根本上缺乏的恰恰就是这种整体性力量与智慧的创新精神与提高品格！
因此，从这个角度看，学术界不承认写作学，不仅在于学术界的"门户"之见，而且也还有写作学界整体意义上的自我无能。或者换句话，写作学界的整体状况最为直观的导致了学术界对写作学的不屑一瞥。
回顾只是为了更好的创造新生
一门新学科的创建，是需要有自己的知识资源基础和应有的哲学背景的。写作学作为一门新生的人文学科，它的应有学科知识资源基础和其哲学背景应该从哪里吸取？回答只有一个，那就是靠自己去创建与积累！
如果说，在15年前，写作学没有建立其博大精深的人学学科地位，是因为没有其应有的哲学背景和学科知识资源基础--这个责任应该由历史来负的话。那么，15年以后的今天，写作学界从整体上对通过两代人的努力而初步创建起来的哲学背景和学科知识资源基础予以冷落、淡漠、甚至于有意无意的抛弃--从而导致写作学学科建设停止不前，在其学科探索的深度和广度的前沿上失去了主力军，那么这个延缓了写作学建设进程的"历史责任"就应该由写作学界自己来承担了。
1985年中国写作学会正式成立，写作学的学科建设的战斗由此拉开了序幕。但一个较为严峻的事实是，写作学的学科建设要能够卓有成效，必须要有其哲学背景和理论资源基础，刚刚被做为"学"而提出来的写作学，却什么都没有，这是一种先天不足的缺陷。因而，写作学在创建其学科的过程中必须补课--即必须补上无哲学背景和无知识资源基础的这一课。在当时，这种意识就已经产生了，然而，这种高瞻远瞩的学科认识却并没有引来写作学界的普遍认同，以至于不得不使写作学学科建设至今仍然处于一种前学科话语状态。当我们现在来重新反观这一现象时，也就不得不沉重于那些不能随随便便在记忆中抹去的日子。于是，下面的这些日子也就值得我们去再提及再品味。
1986年，是不可能忘记的一年。因为这一年的烟台会议，林可夫先生提出了"写作哲学"的话题，写作学学科建立的补课意识与写作学学科建设意识相同步产生。这对写作学界来讲，是一件多么激动人心的事情啊！
1988年，是一个值得纪念的一年。它之所以值得纪念，不仅在于"写作文化"问题正式纳入了写作研究的视野；还因为这一年，"人本主义写作学"研究方向得到了正面的确立；更在于这一年的乐山会议一下子就产生了六篇有关于专门研究写作哲学的学术论文（即任遂虎的《写作价值论》；邹平的《反规范：现代写作学的哲学基础》；马正平的《再论写作文化--兼论写作哲学》；唐代兴的《写作哲学：从作者的角度看》、《写作哲学和写作文化》、《人是形式化的动物--来自写作哲学研究的报告》），由于这六篇论文，写作学学科建设的哲学背景意识和写作学学科建设的资源基础意识在此次会议上得到了普遍的共识。也正因为如此，在这次会议上，"写作哲学"由日常性话语正式变成了一种极其严肃的学术话语。从此，"写作哲学"不仅成了乐山会议的"又一个热门话题"（见乐山会议《纪要》原始文本），而且也成了后来写作学科研究的重要课题。
1990年，应该是一个激动人心的年代。这一年的南充会议，对写作学的学科建设的哲学背景和学科知识资源基础建设的共识得到了进一步的强化。哲学思想者张伟德先生加盟写作哲学的研究，应该算是写作学学科发展中的一件大事。他向这次会议提交的《在实践的极限处：从哲学的观点看写作》和《当代写作学的方向--一种关于"大写作学"的释义学论略》把写作学的学科建设的哲学背景建设提到一个更新的高度来认识，并在这篇文章中率先提出了写作的"书写本体论"的写作哲学概念，和初步描述了"书写本体论"的的探索方向。
更值得关注的是，马正先生关于《时空情绪、生命、生存的自由与永恒--论"写作文化"的哲学基础》一文又提出了"写作秩序"的哲学命题，并展开了关于"秩序论"的写作哲学探讨。
而高楠先生的《写作思维三题》一文对"写作思维场"的研究，马正平先生的《写作控制场--再论写作能力的内在机制》一文对"写作控制场"的研究，和唐代兴的《写作语义场--写作能力的积淀与建构》一文对"写作语义场"的研究，应该看成是对人类写作的思维本质的哲学思考。
如果说，张伟德先生关于写作的哲学思考是属于战略性的开疆拓土的话，那么，唐代兴为这次会议所提交的一系列论文（《作为一种新的思维方式的写作文化思想--关于深化写作文化研究的哲学思考》、《21世纪：思维方法的生态化综合--兼论当代写作学研究的新思维》、《写作教学的观念与行为》、《写作教师风格论》、《当代教育的人类学方向--大技巧写作教育展望》、《写作语义场：写作能力的积淀与建构》、《大技巧论》、《语言：人类生存权力的形式化--关于人类语言生成意义的哲学沉思之一》、《语义场论：人类生存权力的滋生与指归--关于人类语言生成意义的哲学沉思之二》、《语言：表达的生态学--关于人类语言的生成意义的哲学沉思之三》）则可以看成是对写作哲学的具体性奠基。
1990年之所以值得纪念，不仅在于写作学科建设的哲学背景意识和学科建设的知识资源基础意识赢来了更高水准的共识，也不仅在于写作哲学的研究赢来了宏观战略认知与具体奠基的结合，而主要的在于写作哲学的研究，一开始就把人类的写作行为、写作教学和写作学研究纳入了它的思维视野之中来予以审查；而更值得我们今天回味的是，在这一年，写作哲学的研究的角触已经伸向了语言学、哲学、教育学、美学和思维学等领域，这无疑给写作学界透露出了一个更为振奋人心的消息：写作哲学的研究，不仅可能为写作学的学科建设和发展提供一种坚实的哲学背景和理论资源基础，而且还有可能为人类的其它学科的研究提供一种新的视野和方法。
无可否认，在1990年，写作哲学研究的实绩，从一个侧面把写作学学科建设推陈出新向一个新的高度。也许因为这种推动力的推动，建设"文化写作学"的大旗才得以在南充会议上正面的树立起来，写作学学科建设从此有了自己的旗帜、方向、目标。
1991年，应该算是一个在沉默中被遗忘的年代。这一年的黄山会议，为刚刚激荡起来的写作哲学探索陷入沉寂拉开了序幕。在这样一种氛围中，唐代兴的一篇写作哲学论文（《写作即生存--人类精神现象研究述要》、华东师大《中文自修辅导》91年第二期）的发表，外加两本写作哲学著作（《人类书写论》和《作家哲学论》香港新世纪出版社）的出版，算是为写作学界的写作哲学研究举行了一个鲜为人知的告别式。尔后，写作哲学在写作学科研究中由失语变成了无语。
写作哲学研究在写作学领域的由无语到失语，这是使写作学科至今仍处在一种学科的前语言状态的一个重要的原因之一。无可否认，从1991年到1999年，写作学界产生了一件大事，那就是马正平先生的巨著《写的智慧》的出版。然而，我们不得不思考的是：一个庞大的写作学家族，除了马正平先生的《写的智慧》之外，还有多少算是对写作学科建设真正有用的东西呢？这种独上高楼的情形，难道说是一个学科发展的正常现象吗？还有，马正平先生的"独上高楼"是不是也感受到一种"不胜寒"的滋味？换一句通俗的话说，马正平先生的研究及其成果在写作学界得到了多少理解？赢来了多大程度的认同？对写作学以外的学术界又产生了多大实质性的影响？
我记得陈果安先生早在十几年前就说过这样一句话："没有哲学思考的学科是建立不起来的。"现在来重新品味这个断言，可能是别的一番滋味在心头的：有了哲学思考的学科又能够真正建立起来吗？
不错，没有哲学思考的学科之所以建立不起来，就在于没有哲学思考的学科， 始终没有自己探索问题的哲学背景，没有建构学科的知识（理论）资源，因而也就找不到真正属于自己学科的话语舞台。
客观地看，15看的写作学研究，确实把一门没有任何理论基础的学科推向了一个划时代的新境界（这一新境界的集中标志应该是马正平先生的巨著《写的智慧》）。尤其是写作学关于过程、行为的研究，关于写作主体和写作的人本性的研究，关于写作文化和写作的大技巧的研究等等理论成果的日新月异，都从不同的方面、不同的层次为写作学的当代建立奠定了基础，丰富了学科知识资源，但无不遗憾的是，时至今日，写作学还没有真正获得完整的"学科"意义--即写作学的艰苦卓绝的探索至今，还没有创建起具有其普遍意义的学科知识构架和具有逻辑自洽性的学科理论图景。这种不能更上层楼的现状，不能不让我们冷静的反思这样一个问题：写作学的研究现状与没有获得应有的哲学思考的支持有不有关系？如果有关系，那么，写作哲学探索的兴起为什么没有引来写作学界在整体研究上的应有重视？写作学界普遍漠视写作哲学的状况又说明了什么？
有关于这一点，奚愉康先生曾在《中国第三代写作学家的哲学思考》一文中指出："写作哲学中的哲学是一种现代哲学。"他该文中继续评论说：
"写作哲学不仅仅是限于理论上的求证，也不是写作学中的代数学，它具有实用主义哲学的“兑现价值“实用主义的出发点，也是构筑在“纯粹经验“之上的。所以，我们不能将哲学意义上的实用主义，与社会学意义上的庸俗功利观相提并论。写作哲学在21世纪的写作实践中会体现出越来越丰富的具体性。
当年康德在大陆理性主义与英国经验主义之间找到了中介点。写作哲学也就是企图在系统与未来之间找到一个“融媒“。写作哲学的全部意义就在于融通写作（写作学）的精神界的自由与自然界的必然。"（《中国当代写作学的进展》P454~455，1991年版）
奚愉康先生关于写作哲学探索的全部努力就是要"融通写作（写作学）的精神界的自由与自然的必然"的论断，或许为此做了很好的注释：写作学研究一旦无视写作哲学思考的存在价值和其方向性的指导意义，那么，它也就不可能真正走向对自身学科的自觉--而获得其应有的学科地位。
在这里，不得不回忆起几年前陈果安先生在与作者的通讯中谈到过这样一番话，他说：
"我觉得，从写作哲学看，你这几年关于生存理性哲学的思考已经形成自己的一套想法，构成了自己的体系，从某种意义上说，你已经从哲学上回答了我们这一代人为什么要建立现代写作学、文化写作学、人本主义写作学，你把一层神秘的帷幕挑开了，并且从哲学上进行了认真的论证。没有哲学思考的学科是建立不起来的。从这点来说，你是立下了汗马功劳的。从更高的一层意义上讲，你算是对写作学界进行了一场启蒙教育。"（1990．9．26书信）
哲学之所以对学科建设很重要，就在于对学科进行哲学思考的过程本身就是对学科建设的启蒙过程。而一旦一个学科在自身的建立中产生了对哲学启蒙的自发渴望--从而激励起自觉地展开对学科的哲学思考时，学科建设也就应该有一种整体的自觉启蒙要求。而如果从整体上缺乏这样一种要求性，对学科的哲学思考也就事实上地沦为一种无用的奢侈。因而，没有哲学思考的学科是建立不起来的，但有了哲学思考的学科也不一定能够建立起来的。因为在有些时候，哪怕是一门学科自身有了其哲学思考，但由于该学科研究还没有形成研究的整体自觉时，它根本不可能有对哲学思考的理性需要。这样，学科研究从整体上也就有可能无视学科的哲学思考的存在，学科研究者也就有可能从整体上形成一种对学科的哲学精神、哲学营养的拒绝与排斥，这样一来，学科研究也就难以达向应有的对学科的哲学境界的整体思维水平和能力！
因而，没有哲学思考的学科是建立不起来的，和有了哲学思考而又从整体上拒绝这种哲学思考的学科也是建立不起来的--这两种情况最终陷入同一种境况之中，这或许是写作学15年探索的前后两个阶段的历史--所形成某种本质上的同一性的根本原因！因而其研究也就不得不进行意识错位--去偷梁换柱，即要么把自己的表演置于科学主义的主流话语舞台之中，要么就情钟于传统这一话语舞台。
只有重新定位关系才能明确定位研究
从90年到99年，10年的沉寂之后的成都会议，写作哲学的学术话语通过张伟德先生又象幽灵一样悄然回到了写作学这倒错的话语舞台上，当然，它已不再是一个大家关心的热门话语。写作哲学向写作学领域的死灰复燃的企望，确实使这次会议显得有些不协调，因而它不能融入这次会议的主流话语之中也就属于十分的自然。
然而，尽管如此，一些有识之士却在此次会议的非正式场合对"写作哲学"这个写作学的"幽灵"产生了一种浓厚的兴趣。
这种兴趣的产生，或许自发的表达了写作学科建设的艰难跋涉到现在，对写作哲学的一种无意识渴望。然而，张伟德先生的《写作哲学的创世纪》，或许是给科学主义主流话语写作学的这种无意识渴望的一瓢冷水。
如果说十年前张伟德对写作进行哲学的考察，实际地为写作学和写作哲学的探索进入几乎狂热的兴奋状态起到了一定程度的推波助澜的作用的话，那么，今天的张伟德再论写作哲学，实际上是在为写作学和写作哲学的研究撒一把冷静剂。换一句话说。张伟德的关于《写作哲学的创世纪》，是企图为我们重新探讨写作哲学和正真建立写作学科开辟一种自我反省的道路：张伟德的《写作哲学的创世纪》是从人类当代哲学的自身逻辑嬗变和外部发展的多重现实性来观照写作哲学学科建设的未来可能性，来考察写作哲学与写作学之间的关系定位的。张伟德的思考为我们重新考察写作学和写作哲学打开了一条新视界。结合《写作哲学的创世纪》，我想写作哲学再探索，和写作学科建设的继续深入，其不得不首先思考和检讨如下的问题：
1）直到目前为止，写作学的建设与发展是不是已经达到了迈出前学科的状态而进入了学科时代？
2）写作学建设需不需要写作哲学的参与？如果需要，在什么意义上、在哪种程度上、在什么范围内需要写作哲学？
3）而从写作哲学的角度讲，写作哲学的研究是否已经进入了学科时代？换句话讲，写作哲学的研究是否已经正确的找到了自己的学科话语舞台？
4）写作哲学属不属于写作学的构成内容？如果属于，写作哲学的研究将在写作学学科建设中居于什么样的位置？如果不属于，那么，写作哲学将又怎样来给自身定位？写作哲学的研究又将在什么前提下给写作学的建设提供哪些可能性？
就个人的有限认知而言，我是比较赞同张文中对写作学的当前状况的评价的：
"写作学是否已经发展成为一门成熟的专门学问或者独立的知识科学，依然是存在其疑问的。
在关于“写作“的学问中，充斥其间的大多是一些具有突出个体体验性的“亚理
论“知识形态， 抑或充满了文学气息的想象力和幻想力的制作，因此关于写作问题的即使是主观上表现出具有更多学术倾向的知识性考察，它所能达到的真正理论的程度，在总体上说，事实上是极其有限的。从纯粹理论的角度讲，任何知识理论如果不能形成一个系统的逻辑框架和概念范畴体系，并且这些概念与范畴不能“自己运动“起来，并指向一个专门性的知识领域且形成一种推论式的关系，那么，这种知识与理论，就无法形成其个性化的学科系统，因而也就不可能围绕这个学科系统，形成一个具有历史承传性的知识共同体以及贯一的、有特征的学科风格与知识指向。"
写作学经过15年的探索和研究，无疑是成就斐然。但写作学的建设确实还没有发展到形成一门独立的知识科学的程度，也没有达到成为专门学问的应有境界。
诚然，这里我们有必要思考一个问题，确立一个前提，那就是：写作学能否有希望成为一门独立的知识科学，和有可能达向一种专门化的学问？
回答应该是肯定的。
但写作学之尚没有达向这应有之境，从其直接的理论成果来看，当然是它目前还没有达向以范畴为凝聚点的概念逻辑知识体系，写作学理论还不具备其自身的逻辑自洽性和理论构建的完备性。但就其深层意义上讲，写作学的这一理论特色的形成，恰恰是它缺乏一种对自身的哲学自觉的表徵。
一门学科亦或一种理论体系的构建，如果其缺乏一种对自身的哲学自觉，是很难得达到其学科或理论构建的逻辑自洽与完备的。写作学的发展也同样不能例外。并且，写作学的建设，打一开始就没有任何可能凭借的知识资源基础和应有的哲学背景。这种白板式的研究也就更加需要其对自身的哲学的自觉。还有，写作学所研究的现实对象是（人的）写的行为，其终极对象却是人的生活与成长，因而作为一门深奥的人学，其研究如果没有其整体意义上的哲学自觉，哪怕是再时髦的理论，也是没有其内在的生命力的。
由于写作学从根本上缺乏一种整体的对自身的哲学自觉，因而它不得不一方面留恋于传统的魅力，另一方面全力寻找科学的支持，这样一来，写作学的研究也就无可回避地成了传统知识话语与科学主义话语的完美联姻--所有的对写作的个体性经验或者具有浓厚文学想象力的体验性内容，都通过传统知识话语粘合了起来，并借用科学主义的话语对它进行了现代性的包装。由此，写作学理论成果变得了最具革命性和时尚化。
虽然如此，写作学仍然以其自身的双重努力，使自己的一只脚已经跨出了前科学的困境而向学科时代迈进。然而，写作学要真正进入学科时代，还需要补对自身的哲学自觉这一课。只有这样，才可能使由传统知识选择与科学新观念大会师所形成的"亚理论"真正上升为具有严密的推演关系的以基础范畴统帅概念构架的知识体系。
从这个意义上讲，写作学的知识体系建设是不需要写作哲学的直接参与的。换句话讲，写作哲学的研究内容是不可能构成写作学的知识体系的内容的。写作哲学的研究将为写作学知识体系的建立提供一种有限的知识资源基础，和为写作学的健康发展提供一种哲学的思维背景。
而从写作哲学角度来看，写作哲学也没有必然的义务和责任来参与写作学的研究。写作哲学存在的可能性，是在于它思考人类的有关于写作的书写本质成为现实，即写作哲学的探索是意在于构建人类写作的纯粹知识体系，也就是张伟德先生所讲的为写作学提供"元叙事"的知识构架。
在过去的写作研究过程中，写作学与写作哲学的研究从一开始就陷入一种"圈地式"的思维怪圈之中：写作学研究总是自觉不自觉的要想把写作哲学纳入自己的研究范畴，希望使它成为自己研究的基础对象而服从于写作学知识体系构建并成为写作学知识体系构成的具体内容，这样一来，写作学的研究也就不得不面临时时拔高自己而顾及到对写作哲学问题的思考，由于这种思考从一开始就被规定在一种被预设的写作学观念构架之中来进行的，所以，这样的思考也就显得有些自不量力和力不从心--即这种从以写作为规定范围的写作哲学思考，往往不能超出写作学的思维局限而真正进入人类写作的纯粹知识领域。这样的结果是，既无助于写作学研究的言归正传，也迷糊了写作哲学的探索视线。
而在这种"圈地式"的思维怪圈里，写作哲学的研究要从在没有知识资源基础的情况下能把握自己的方向也就变得异常的艰难，一旦它把研究的基点置于写作学的视野之外，而指向对写作的元知识的考察时，也就势必造成脱离写作学的观念构架--而为整个写作学研究所不容，这对写作哲学的研究者来讲，却是一种没有任何归依感（因为写作哲学的思维话语是因写作学的思维话语而引发出来的，所以有关于写作哲学的兴趣支撑点也就自然而然的建立在写作学的话语体系中）的孤独无援。因而写作哲学的研究也就不得不龟缩于写作学之中--希望通过对写作学知识问题的思考来达到对写作哲学的实现。但很不能如愿的是，写作哲学的这种纯粹知识性的思维方式一旦运用于写作学问题，往往又给写作学的研究带来了许多意想不到的"噪音"。在这样一种"噪音"的影响下，写作学由开始对写作哲学的热恋逐渐变得了冷淡和疏运。写作哲学面对这样一种两难的思维处境而最后不得不陷于自我的沉寂。
作为一个问题的写作哲学
客观的看，由于写作学的鼓噪，写作哲学问题才浮出了水面。但也是由于写作学的左冲右突，写作哲学才变成了一个问题。写作哲学的问题，不仅是一个有关于人类写作的哲学问题，而且还是一个有关于写作的所有领域的问题。
写作哲学何以会成为一个问题？
要能够很客观的回答它，其实并不是一件那么容易的事情。
首先，人类的有关于写作的种种现象本身就体现出了一个写的哲学问题。即人类的写作行为自身就敞开了一个书写的问题，这个问题时时刻刻的要求着一种存在性和生存性的哲学解答。比如，人类的写作行为是不是一定不可避免的？如果是可以避免的，那么人类为什么不去避免而偏偏产生写作的行为？如果一定是不可避免的，那么这种绝对不可避免的原因是什么？ 写作为什么是属于书写性质的？难道因为它是写作而就必然要成为书写？写作既然是书写性质的，但它何以又成了被书写？写作的被书写性最终是由什么造成的？写作的书写性和被书写性是不是不可避免的？写作的书写性和被书写性与人的存在、和与人的生存之间有无必然的联系，假如有，这种联系的本质内容是什么？这种联系又内蕴了什么样的人性内容和自然情绪？ ．．．．．．．等等等等的问题，从一开始就存在。但人类为什么会长此以往的忽视这种存在？导致这种"存在"而成为问题的根本原因是什么？
有关于人类写作的存在的这种哲学问题，为什么一直到写作学研究的兴起的时候就一定要浮游出水面来？这是一种必然？还是一种偶然？如果是偶然，为什么写作哲学的学术话语经历了很长一段时间的销声匿迹之后又会死灰复燃？如果是必然，这又意味着什么？并又希望能够和可能证明什么？
写作哲学作为一个问题而存在，还表现在写作哲学是一个什么领域的问题。大而言之，写作哲学作为一个问题，到底只单纯是一个写作的哲学问题，还是一个既包含写作又不只是写作的问题？具体的讲，写作哲学到底是一纯粹的写作的哲学问题，还是是一个有关于"人"的问题？或者说是一个比写作的哲学问题要广泛得多的人的生存的哲学问题？进一步的讲，有关于人类的写作问题，是不是只是一个纯粹的文化问题？人类的有关于写作的行为与现象中，除了文化的因素以外，还有不有非文化的因素蕴含于其中？
小而言之，写作哲学的问题是不是只是一个有关于写作的问题？--是不是只有写作的行为和写作的现象中才存在着一个有关于"写"的哲学问题？而诸如有关于写作教学和写作研究中就可能不存在这样的问题？如果不是这样的话，那么，写作教学和写作研究中所存在的哲学问题又与写作中的哲学问题是不是同一回事？如果是同一回事，它有不有表现形态的差异性？如果不是同一回事，那么，它们之间的区别和相互之间的联系又是怎样的？
这些诸如此类的问题，就是写作哲学所要力求探讨的内容。
从哲学的角度来观照，写作之于人类的生存与发展，是绝对不可避免的。这种不可避免性，根源于人类生存的书写性和被书写性。书写性和被书写性是人类生存的必然命运，它不可避免 ，也不能避免。人类生存的书写性和被书写性，一方面是由于人是唯一能够意识自己的存在的物种，人对自身的这种意识性导致了人类必然要对自己进行书写，因为书写，人对把自己与万物相区分的基础上获得人的应有独立性。另一个方面，人作为一种生物物种，他永远都不可能使自己走出物种生物圈，更不能最终走出自然，他与自然和生物圈的这种血肉相依的关系，导致了他不可避免的要被物种和要被自然世界所书写的必然命运。人的书写性形成了人要自由表达自身和自主地实现自身的最佳形式，写作由此也就应运而生；但人要自由自主地表达自己和实现自己的任何形式，都必然地而且是不得不地以自然为最初的摹仿对象，因而，自然成了人描摹世界和自我的现实蓝本，所以，人的任何自主性和自由性行为都不得不染上了被书写的色彩，由此，写作的被书写性也就不可避免。（参见作者（人类书写论）第一部"书写的起源"）
因此，从哲学的角度来研究写作的书写性和被书写性问题，不仅可以为写作学的探索提供纯粹知识背景，而且还可以为人类哲学的追问和人类美学的刷新开辟道路。
写作哲学的问题，首先是一个有关于人类的写作的问题，但这只是就其表面现象而言的，就其深层的本质上讲，写作哲学的问题最终是一个有关于人的问题，即有关于人的存在性生存与发展的问题，这个问题既是历史性的，更是现实性的。具体的讲，写作哲学的问题，既是一个有关于人类写作的哲学问题，又是一个有关于人类写作的文化生成与解构问题，更是一个有关于人类生存与发展的自然人化和人化自然的道路问题。
这或许就是写作哲学的存在意义和被纳入人的视野的现实价值。这也可能是写作哲学不可能万能地成为写作学的理论构架和知识体系的具体内容--而成为自身的独立性的根本理由。
写作哲学与写作学蒂结起了一种历史性和现实性的存在关系，这是一种存在意义上的必然，但写作哲学问题之被纳入人的精神探索的意识视野--而从写作学的涌动开始，这纯粹是一种人类思维的跃迁与写作学探索纵深挺进间的一次偶然性碰撞，这种偶然性碰撞使写作学获得了一种得天独厚的发展自己的可能性和可以高起点建构自己的现实性。然而，写作哲学所赖以存在和意识性的进行探讨的对象性支撑点不是写作，而是书写。即写作哲学的真正适合它的准确名称不是"写作哲学"，而应该是"书写学"或者"书写的哲学"。我们现在估且称它为"写作哲学"，也仅是因为它的意识性存在（而不是它的自然性存在）是由于写作学研究的兴趣激发的缘故。所以，写作哲学固然要思考和审查人类有关于写作的哲学问题，但写作哲学却是要最终从这种狭小的范围中走出来而对人类的生存书写的自然性、历史性和文化性问题进行终极意义上的哲学追问和美学考察。换句话，写作哲学对写作的哲学问题的审查，仅是写作哲学的思维的特定的"点"而已，对人类（以及包括对宇宙自然的）的书写问题的哲学困境和美学追问，才是其真正的"面"--或者说最终的对象。
正是从这个意义上讲，写作学知识体系的构建企图包囊写作哲学的想法，和写作哲学探索希望依附于写作学而求得自身发展的愿望，都是一种单向的"自恋"，这种"单向式"的自恋情结，是既不利于写作学的健康发展，也无益于写作哲学研究的正常展开。
虽然，写作哲学必须要考察人类的写作问题，这不仅仅是因为写作的哲学问题的意识性存在和学术话语是由于写作学研究人类的写作问题而引起的，更重要的是，写作现象是人类生存和宇宙自然生存相互书写中最典型、最实在、最普遍的一种形式，要思考和探察我们所赖以存在的这个世界的书写性和被书写性的最隐秘的真象，就不得不考察和追赶问人类生活中的各种有关于写作的哲学问题。
写作的哲学考察的思维起点
由于写作哲学问题的意识性存在和写作哲学话语的产生，偶然地生发于写作学的话语情境之中，这就注定了写作哲学的话语体系的构建必然要从现实地观照人类写作现象开始。
那么，写作哲学对写作的哲学考察的思维起点应该是什么呢？
这个问题的本身就不可回避的引发出另一个问题，即：今天的人类意识为什么需要从哲学的角度来看写作？
有关于这个问题，实际上包含了两个方面的内容：今天的人类生活不仅是一种世纪性的跃迁，而且更是一种千年性的迈进。在这样一种生存处境中，人类文明地生存与发展出现了质的飞跃。这种飞跃最为突出地体现在如下两个方面：
随着人类教育的社会化和大众化，现代生活中的人的文化水准得到普遍的提高。加之大众传播技术的日新月异的发展，社会生活领域的高技术化、高情感化的日益形成，写作这种独特的创造性形式由过去的少数人独享而变成了一种大众化的基本生存技能，写作作为一种少数文化精英的特殊生活方式，演变成为一种社会化的生活方式--这样一种巨大的变革，必然要求着人们对它进行哲学上的重新考察变成可能。因为，作为一种文化精英的生活方式要演变成一种社会大众的生活方式和一种必备的生存技能，这必须要经历一种社会化的观念的改变，这样一种要求性必然要导致一种理论上的求解答，和追求一种与此相关的纯粹知识体系的支撑。所以，有关于社会化的写作的哲学考察也就变得了可能和现实。
另一方面，由于科技的全速进步，社会经济的繁荣，以前所未有的速度推动了人类文明的上升，文明的上升，人类对自身的文化意识获得前所未有的新质，这种新质把人的大脑进化到一个更新的水平的同时，也把人类的思维能力和探究问题的能力提高到一个新的水平。这样的结果是；人类哲学开始了它的迂尊降贵的新历程，即哲学开始走出神圣的象牙塔而进入日常生活，从醉心观照虚设的存在而转达向对日常性的存在的困惑和追问。这样一来，写作作为一种新型的社会化、日常化的生活内容和存在方式，也就不可避免地要成为哲学关心的考察对象。
写作一旦进入哲学的视野，它也就不再是一个单纯的操作的规则与技能的问题，而同时也变成了一个存在性的生存问题。
有关于写作的规则与技能问题，这是写作学所关心的基础对象和所力求解决的基本内容。而有关于写作的生存问题和有关于写作作为一个人的存在的问题，那就只有由写作哲学来考察。
具体的讲，这个存在着的世界里为什么会有写作？会创造出写作这样一种独特的形式？人为什么要写作？人为什么又能写作？人将在什么样的状况下、怎样的处境里才写作？
还有，写作之于人和之于这个世界而言，它是什么？
写作是一种存在吗？如果它是一种存在，那它作为一种存在是相对什么而言？写作这种存在与人的存在之间的关系又是怎样的？相对人的存在来讲，写作又能够怎样或者可能怎样？人的存在始终是生存性，相对人的生存性来讲，写作又将可能给它带来什么？或者说写作将可能给人的存在性生存带来什么影响？它可能给人的现实生活和历史性存在解决什么？它能够为人的进步和人类的文明解决什么？
诸如此类的问题，是需要写作哲学进行必要的解答和进行历史性的检讨的。如果写作哲学的考察从人类的写作现象入手而忽视对上面这些问题的检讨的话，那它就不可能真正的进入人类的书写领域而对人类的自然生存和自然的人化性存在作出应有的审查的，这样，写作哲学也就失去了它应有的存在价值和意义。张伟德先生在《写作哲学的创世纪》一文中所讲的写作哲学的研究目前还处于一种尚没有自己的话语舞台--而还处于一种"前科学"时代的断言，是非常有见地的。客观地讲，"写作哲学"的学术话题的产生已经是14年了，对它进行实际的考察与研究也具有11年的历史了。写作哲学的研究历史却并没有从整体上改变写作哲学的边缘状态，并没有从整体上获得自身的应有学术话语。然而，写作哲学的这种边缘状态处境，并不是写作哲学本身没有获得一种探讨问题的深度和广度造成的。恰恰相反，写作哲学的研究无论就是其深度上，还是在其广度上，都把人类精神探索的整体精神指向21世纪，指向新的千年道路！可以这样讲，世纪之交的写作哲学探索的方向、方法、成果，已经事实地构成了人类精神前进的最新指引。
然而，写作哲学在前进中的这种学术边缘状态的形成，恰恰是由于人类近代哲学传统的光环的笼罩，当代哲学早已失去了对存在的敏感。就一定意义上讲，失去对存在的敏感的哲学，往往是一种自以为是的盲动的哲学。这种意义上的哲学并不关心人的问题和人的生存的处境性，以及对人的生存处境的变革性往往是置若罔闻。这样一种现实的哲学精神状况，使写作哲学对写作问题进行哲学的审察失去了哲学的支持。哲学对写作哲学的隔膜与无语，必然导致写作哲学的探索失去应有的话语背景，由此导致其它所有人文科学对写作哲学的开路先锋作用冷漠以对。
再有，写作学研究从一开始就具有的那种自以为是的急功近利冲动情结，总是自觉不自觉的想把写作哲学归入自己的麾下--然后以此可以建立起一种写作学的形而上学的知识体系的那种王者气派，又至始至终把写作哲学的研究逼向畏首畏尾的两难处境中不能自拔。
这就是：外部环境无视写作哲学的意识性存在而把它视为是学术殿堂里的哗众取宠则一笑了之；本来就由写作学所创造的内部环境又不容许写作哲学的独立的意识性存在，而企图把它改造成能够为写作学的知识体系建立的服务手段，一旦写作哲学的思考超越了写作学的这种本能性的观念构架体系时，写作哲学也就得不到任何学术上的支持而有可能丧失其"前话语"舞台而走向对自我的失语状态。
从这个意义上讲，写作哲学对写作进行哲学考察的思维起点恰恰应该是有关于写作的人类生存的现状与历史意向如何融进写作而成为写作的基本精神的问题。换一句话讲，人类的生存书写性和被书写性的历史与现实如何成为时代性的写作行为、活动的话语背景和最为现实的话语舞台--的终极哲学意义和美学价值，客观地构成了写作哲学的现实困惑和永恒的追问--的思维起点和最高的思维目标！
写作哲学研究的对象、范围
写作哲学无疑是要研究写作的问题，但写作哲学却不可能只局限于研究写作问题，它还必须得跳出狭窄的写作圈子而探讨人的（和人类的）生存书写的问题。前者是一种"点"的观照，后者却是一种"面"的考察。对"点"与"面"的整体融合，也就形成了写作哲学研究的独特对象。概言之，写作哲学的研究对象即是：在被类化和被物化了的生存书写中，写作何以成为可能？和写作活动中的生存书写何以能够生成？
所谓"生存书写中写作何以成为可能？"，即指时代性和生活化的写作行为、活动，是如何的在人类生存书写的历史与现实中得以展开的？这种"展开"的前提是什么？
而所谓的"写作中生存书写何以能够生成？"，是说时代性和生活化的写作行为、活动，又是怎样的无声无息的传达了人的（作者）和类的（时代、社会、民族、国家、人类）生存书写性和被（自然、社会、时代、国家、民族、文化、历史所）书写性？换言之，写作的书写性和被书写性是如何得以生成的？写作的这种对类化和物化了的人的这种书写性和被书写性对人（包括社会）将产生怎样的影响？并又实质性的能够产生着哪些影响？
以此作为特定的思维对象，写作哲学的研究范围也就无疑包含了有关于"写作"的所有领域，以及写作之外的人的生存书写领域：从个别化的和个体化的写作行为到人（和类的）的存在性生存书写活动，构成了写作哲学考察的思维疆域。
有关于人类的"写作"的问题，当然不只是一个"写文章"的问题。"写文章"的问题只是写作问题中的一个具体的方面，除此之外，还包括关于对于"写"的教育教学问题，和有关于对"写"的研究问题。
有关于写作的哲学思考，其具体的表述则是：对写作、写作教育、教学和写作研究等方面的根本性问题进行整体的哲学考察的学问就是写作哲学。
在这里，"整体的哲学考察"中的"整体的"意即"生存化的"的意思。所以，所谓"整体的哲学考察"，实际上就是指要对写作、写作教育教学、写作研究进行一种生存化的哲学考察与追问。
写文章是一种"写"与"作"，写作的教学与教育也是一种"写"与"作"，写作研究更是一种"写"与"作"，虽然这些"写"与"作"的活动在具体的操作方式、方法、乃至手段上有很大的不同，但有一点却是本质的同一的，那就是这些所有的行为、活动都是生存化的，都是对生存（个体的、社会的、时代的、历史的、文化的、以至于宇宙自然的）的一种书写形式与活动，并且，这些"写"与"作"的活动，都具有极其复杂的书写性和被书写性的本质规定性。
当我们从这一视野出发来观看写作问题，一切有关于"写"的问题，其实都是一个"人"的问题，是一个有关于人的生存和被生存的问题。而人的生存和被生存问题就是人的存在性书写的问题。
什么叫"人的存在性书写"？
人的存在性书写是指人因其存在而不得不主动生存下去和不得不被迫生存下去的自我描绘、自我展示、自我突现。在这里，因其存在的现实性和未来性而不得不求生存的行为与活动就叫做生存的书写性；而因其存在的历史性和自然性而不得不被迫生存的的行为与活动就叫做生存的被书写性。
因而，写作哲学必须探讨人的生存和被生存问题。写作哲学探讨人的生存和被生存问题，其核心的内容就是人的生存的书写性和被书写性是如何可能？怎样实现？如何规定？
而从这样一个视角出发来反观写作问题，不管是写文章也好，还是写作教育教学也罢，或者是对写作的研究也好，不都是一种"存在性书写"吗？不都体现为一种求生存的行为和一种被生存的形式吗？不都沦陷在一种因其存在的书写性和被书写性状态中吗？
写作哲学研究的方法
写作的问题永远都是一种最为现实的人的问题--它不仅是一个有关于人的存在的问题，而且还是一个有关于人的生存的问题。因此，当我们通过人的写作而对人的存在问题和人的生存问题进行多方位的检讨时，几乎有所的科学方法在这里都将无济于事。
所以，当我们意欲采取一种绝对科学主义的态度而生搬硬套出各种各样的科学方法来研究写作的问题时，也就始终存在着一种隔雾看花、隔靴搔痒的弊病。
写作的全部问题都是人的问题。从终极的意义上讲，一切有关于人的问题，都是异常复杂的问题。如果从人的角度来看，写作当然是有规律的。但写作的规律最终是属于人的规律；是属于人的存在性规律的和属于人的生存性规律的。因而，写作不仅仅具有创造学的和思维学的品质，而且写作更具有人性学的、心灵学的、哲学的、美学的和教育学的、伦理学的、政治学的、历史学的品质。
同时，写作永远都是人的写作，并且写作永远都是对人的写作。写作的这种双重的人本性质，决定了写作不仅具有文化学的意义，而且更具有生态学的价值。
由于写作具有这样一种复杂多变的因素和色彩，对它进行哲学的检讨，如果运用文化学的方法，那就很有可能会忽视其生态方面的问题，而如果采用如结构的或者系统的方法，那最终只能是对写作进行意识层面知性分析，而无法把写作的问题（本质上讲是对人的存在历史和生存现实问题）纳入人性学和心灵学的视野。因而。对写作进行哲学的检讨，只能是创造出一种时代性的哲学的方法。这种方法必须是思维学意义的和思想（即本体论）意义的完美生命体现。
这种方法还必须是对时代性的人的生存拷问和对人的存在性的历史追问--所自然而然的生成的。
并且，这种方法一定是体现它对古典哲学的那种静止的形而上的经验主义方法和对现代的科学主义的认识论方法的积极扬弃。
这种方法即是生态化综合。
所谓"生态化综合方法"即是指人类自然学方法和人类文化学方法 、社会历史学方法和物种生态学方法的整体表述。
生态化综合方法既是一种思维方法，又是一种思想方法，更是一种心灵方法。生态化综合方法是以对人（首先是人的自我）的此在性生存体验为起点，以对人的历史性和自然化存在为焦点--而对人类和自然进行全方位的检讨的一种思维方法和思想方法。这种方法要求我们在探索世界、检讨人时，必须要有一种整体的眼光和生态的态度，即我们在考察世界和反省人时，必须要把世界和人、宇宙和生命做为一个整体，必须要把人类的生存和生命的存在纳入宇宙自然生态这一整体中思考，必须要把人的存在性生存和宇宙自然的生态化存在整体性地纳入历史--纳入宇宙自然史、生命演化史和人类发展史中来考察。并且，在对人类的存在性生存、生命的生存性演化和宇宙自然的生态化存在进行考察时，一定要扬弃文化主义的偏见和自然主义的的谬误，必须要打破学科领域的界线和观念类型的条款分割。
生态化综合的思维方法和思想方法，是产生于这样一种进化的历史背景之上的：当人类的工业文明向后工业文明急剧转变的过程中，由于新技术的发展所带来的前所未有的生存观念的革命，和人类在饱受现代文明的野蛮蹂躏之后，开始了对自然对人的艰难觉悟；另一方面，由于技术的发展，地球变得越来越小，人的空间生存意识不断增强，面对宇宙自然的生存危机感日益浓烈。在这两个方面的互为影响下，维持了几千年的那种绝对化的地缘观念逐渐淡化和消解，一种新型的生存观念模式正在形成：这种新型的生存观念模式就是立体网络的全球生态化。在这样一种生存观念背景的中，人对世界对生命对人的认识和思考的方式方法也就必然要面临着在解构中重构。生态化综合的思维方法和思想方法就是人类正在艰难的走向当代走向未来的过程中，迅速解构旧的生存观念而重构适合于未来生存的新型的认知观念在哲学思维和方法上的具体体现！
从哲学角度讲，生态化综合方法，就不仅仅是一种思维方法和思想方法，它本身就是一种思想，一种体现21世纪人类生存与发展的理性思想。并且，它还体现为对人类的存在性和对未来生存、以及对宇宙自然界的所有生命的存在的一种思考，和一种思的过程。它是我们立足当下，着眼未来而对世界和人、自然和生命的重新思考和反省--达向本体论与认识论并融流于实践论的求统一。生态化综合方法是我们在思考和检讨的过程中把宇宙、自然、人、社会、人生、历史，以及把过去、现在、未来融融为一个网络流动的生命之场的理性行动！
生态化综合方法的思维视野，既是文化的，更是自然的，它是融文化与自然于一体的更高水平的、更广阔视野的一种方法。在这种思维方法的观照下，世界、事物、尤其是人，其存在与生存，不再是单一的文化意义的或者片面的生物意义的：世界和人，自然和生命，事物和人生，其本身就是一个相互进入的活动过程--是始终存在着互相突现，相互照亮，互为遮蔽的一个活的生命过程。而单就人而言，他的存在与生存，既是自然化的，又是人化的：人的存在和生存是使自然人化的过程中使人自然化。人在走出自然的活动中必然同时地面临走进自然的问题，所以，人的存在性不仅是文化性的，而且更是自然性的；而人的生存，首先是自然生态的，然后才是文化生态的。生态化综合的思想和方法给我们所展开的思维视野，其最为精辟的地方就在这里。
由于人与宇宙、自然、物种生命之间的互为存在性，和相互照亮性--的这一现实的而且也是历史的制约性，人的生存，人生的活动也就必然地面临着永不可真正自由的残酷。然而，人永远都是自由的崇拜者和绝对自由的探索者和追求者。这样，在不可自由的自由企望与追求中，人不得不痛苦地以一种整体的态度和一种生态的眼光来担待世界，来看待事物。
这就是写作哲学研究必须以生态化综合方法来检讨写作，来审视世界的书写和人的书写的根本理由。
写作哲学研究的基本内容
人是因其存在而生存，并因其生存而书写，又因其书写而获得了存在意义上的书写性和被书写性。
写作，是因其生存（而不是因其存在）而产生。写作在生存的土壤里播下智慧和情感的种子，自然也就获得了书写的品质。因此，写作是书写的。写作是一种书写的形式和方法。由于它毫无例外的是一种书写的形式和方法，所以它也就不可避免地烙印上书写性和被书写性的的浓浓色彩。这样，写作也就获得了一种存在上的意义，即写作对人的存在的现实与历史中产生着某种突现或者遮蔽作用。
一旦我们明确的意识到这一点，那么，写作哲学对写作进行哲学的考察的基本内容也就获得了如下方面的任务规定性：
写作的存在性可能与写作的存在性规定： 写作是凭借什么并通过什么途径而获得一种存在性可能？写作形成一种存在性规定的历史通道和现实条件是什么？
写作的生存本质： 为什么说写作是因生存而产生的？写作的生存化道路和命运，导致了写作的书写性和被书写性，那么，形成写作对人的书写性和被书写性的本质力量是什么？前者是写作者的哲学精神和关于写作的哲学智慧（参见作者《作家哲学论》1991年版）；后者则是有关于写的生存语义场，简称"生存的书写语义场"（参见作者《语义场导论--人类行为动力研究》1998年版）。
写作的美学本质： 写作的行为、活动是书写性的，但与此同时，写作的行为、活动又是被书写性的。写作的书写性品质来源于人的求生存的主动性和主体性，这种求生存的主动性和主体性品质形成的最强劲的内在生命动力恰恰是人的因其存在并求得更好存在的自由意志；而写作的被书写性品质却是来源于人的被生存的这种现实的而且也是历史的限制性，这种现实的限制性不仅包括了群体的因素，社会的因素，时代的因素，而且也包括了政治的、伦理的因素，以及生存处境的因素等等。而在这种历史的限制性因素中，首要的当然是文化传统方面的，除此之外，种族的因素以及种族生存的既定空间地域、自然环境等等因素，也是形成人的生存的被书写性的重要因素。人的生存的被书写性实际上是人的存在的不自由性的最实在的表徵。这些诸如此类的因素无不以一种潜在方式影响着写作行为与活动，从而导致了人类写作活动的不可自由性。写作的不可自由性，不仅体现在如上的方面，它还体现在写作行为自身的规范性上（如写作模型、文本图样、文体模式等）。
从人求生存的角度讲，写作是绝对的求主动性和求主体性的一种方式。因而，写作就是一种自由的象征。写作行为、活动，就是一种求取创造绝对自由的一种最好的方式和途径。然而，如果从人的被生存的角度看，写作又是一种被动的、受限制的行为、活动方式和方法--写作是一种不可自由的象征。因而，不可自由的自由追求和企望，构成了人类写作最强烈的创造动机：写作作为一种追求自由和创造自由的生存方式，就是针对现实生存的种种不自由而企求进入自由的领域--写作！但写作却是永远地存在着种种规范的不自由，由而，创造也就由此展开--打破规范（即秩序）的不自由而开创出新的自由，这是写作的现实冲动，更是写作的永恒理想。
不可自由的自由企望，这是人类因其存在而不得不生存于世的最强劲的也是最悲壮的美学道路，也是写作行为与活动的最高的美学追求！（参见作者《语义美学论纲--人类行为意义研究〈二〉》）
写作的哲学本质：写作即生存。写作作为一种具体的生存样式，既是对现实存在的一种正视，也是对现实存在的一种逃避；写作既是求主体自我、主宰对象世界的一种积极的行动，又是被动承诺对象世界、无主于自我的一种方法。然而，无论是在哪种情况下，不管你面对哪种处境，你都不可能对上面这种种复杂的状态予以一种最直接的表达。因为生存感受是立体的，而表达却是平面的；还因为存在性处境是生命化的，而思考和表达则是理性的；更因为人的求生存和被生存的行为、活动是时空交错的、流动变化的，而体验和表达却是单一的时间进程的；再有一点的是，生存的状况和处境是无边无际的漫延的，而思考和表达却是规范性的。由此种种的原因，意识和检讨，思考和写作永远都是一种对生存现实和历史的形式化创作。
这是一个方面。另一个方面，面对生存的现实与历史，无论是意识和检讨，还是思考和写作，都不得不运用"语言"这一媒介。语言是人类的独特创造物，但语言一经我们创造出来，它也就获得了其自身的独立性而对立于人类：在人的存在的世界里，语言现实地并且是历史地构成了对我们人类生存自身的一种扼制力量。
语言对人的存在的扼制性，不只在于是语言是一种独立于人和异己于人的现实权力，而且更在于它平面事物，硬化生命，遮蔽现实的自身性质。语言的这种特征，也就无可避免地构成了写作的形式化道路的永无止境的开辟。
写作是对生存的历史与现实的形式化创造，写作更是对人的存在性书写的双重形式化建构与解构。形式化，构成了写作的哲学本质。对写作进行哲学考察，一旦避开形式化问题，其哲学的探讨也就失去了意义（参见作者《人类书写论》 1991年版，和《语言社会，权力--人类行为意义研究〈一〉》）。
写作的文化本质： 写作不仅因其独特的意识和检讨、或思考和表达而成为"写作"，还更因其意识和检讨、思考和表达都必须通过语言--而成为"写作"！所以，写作都是语言的写作！
"写作即是语言的写作"这一判断，不只是说写作是语言化的行为与活动，还在于指出：写作的行为和活动，就是创造人类语言的行为和活动。就人的存在而言，人与生物世界的其它动物的分有性，就是人的语言性。没有语言，是难以有文明的人的产生。语言标志了人存在，语言奠定了人的文化道路。人因其存在而所不得不进行的全部生存书写，都是通过语言并创造语言。在其中，写作成为语言运用和语言创造最典型、最成功、最灿烂的一种形式。
语言的诞生，永远都是人类的最伟大骄傲！因为语言就是文化！因为语言创造了文化！更因为语言刷新着文化！写作的文化学意义应该首先体现在这里。
写作绝不仅仅只是对语言的运用和创新，写作还体现为对自我的存在性意识和检讨、思考和表达。就其存在的表达学这个角度来看，人对自我的存在性意识和检讨、思考和表达的最好的也是最普遍的方式是写作。正是因为如此，写作获得了一种进入存在领域--而展开和刷新人的精神的功能与作用：写作所创造出来的种种精神，不仅是写作者的精神，也是社会的精神，时代的精神，历史的精神、人类的精神，自然的精神！这种精神，才真正构成了人类文化的内在品质，才构成了人类文化的真正凝聚力！
写作的政治学本质：在茫茫的宇宙世界里，人的存在是一种命运，但人的存在更是一种权力！
人的存在，毫无疑问地体现在两个方面并从两个方面展开：人向宇宙自然世界的存在，显示为一种对宇宙自然的进入和走出的权力；而人向人的世界的存在，则是一种无休无止的行动的权力和语言的权力。
在人的存在性的舞台上，权力始终具有暴力性。行动的权力属于一种武装性的暴力形式，而语言的权力却是一种修饰性的暴力形式。这种修饰性的暴力权力，主要的展开为三个方面--即言说、话语和写作。言说性的权力是属于一种内在性的权力，它主要体现为意识和检讨，思考和反省等方面。而话语权力却是一种表达和强加的权力，这种权力形式是面向外部的，而且是无时不处于自我扩张状态的。
写作是集言说和话语于一体的权力形式。写作这种特殊的权力形式，不仅具有内省性，而且更有其强劲的外部扩张性。内省，是对自我的控制。向外部的扩张，是企求对对象世界的征服和定义。因而，无论是对自我的求控制，还是对外部世界的求征服和求定义，都是一种武断的强加。
写作，就是写作者通过意识和检讨、思考和表达，而实现对外部世界（或他人的）主观意愿上强加与求得定义！写作是无可自由的自由企业望行为，但写作同时又是主观的无中生有的权力强加行为！对权力的企求创设，是写作者的一种生命本能的冲荡，更是写作行为与活动的最内在最持久最魅力迷人的动力！
这就是人类写作的政治学本质！
写作的伦理本质与道德追求：写作是一种书写。在这种书写现实中，既有一种主动求取自生存主宰的自由感，更有一种无奈于生存实现与历史的不自由感。前者体现为一种神彩飞扬的书写性，后者流动着一种沉重而悲苦的被书写性情调。在不可自由的自由探索中，写作无疑承担起一种最为神圣的使命，那就是对善的宏扬。写作应该不仅仅是求真的，也应该是求美的，而且还必须是求善的。
写作对善的宏扬，不仅体现在对事物的认知上，对世界规律的揭示上，还应该体现在对世界的存在和对人的存在的生存化感知上。对于生存化的人和世界而言，善始终具有其时代性和时空的构架性。就这个角度讲，划时代的和跨世纪的写作追求的伦理本质和道德取向也就具有其未来性品质。
什么是划时代的写作所应该宏扬的伦理品质和道德追求？
这是写作哲学所必须思考和检讨的。
写作应该以一种更博大的视界，更广阔的胸怀，以一种悲天悯物的爱心和四海之内的亲情，去呼唤人性的复归，去净化污染的大地，去感化堕落的灵魂，去驱逐世界上的所有邪恶。当代写作要能承担起这样一种人的和自然的使命，必须获得一种公正的品质。写作不应该再是野蛮的自然主义的工具，更不能继续充当文化专制主义的打手，它应该是以一种人性主义的和自然生态主义的态度和情怀来面对世界面对自然面对人生面对历史化的此在生存，来引导人类探索和创建以公正为基础的行动原则的世界大同。
写作的教育学本质；写作之所以是神圣的，就在于写作行为、活动本身就是一种教育；写作之所以是真的、善的和美的，就是因为通过写作可能实施教育。
写作的教育学功能，不仅仅体现在写作的成果可能作为教育的内容，也不在于写作的规律可能成为教育人的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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