傳統中國史學在19世紀中業以後日趨式微，由於新時代的需要，加上西方史學理論和方法的衝擊，現代中國史學隨著20世紀的到來而開展。

1903年梁啟超（1873─1929）提出「新史學」的主張，宣告了現代中國史學的誕生。在這前後，中國學界譯介了日本學者浮田和民（1859─1935）的《史學原論》、坪井九馬三（1858─1936）的《史學研究法》等著作，從中既了解到日本史學的情形，也間接地認識了19世紀以來的西方史學。1

以下介紹20世紀前期中國學界著譯的史學理論書籍，包括基礎理論、研究方法和史學史著作，從而探討現代中國史學成立的經過，作為探索21世紀中國史學路向的參考。文中提到的著作，一部分至今仍可在坊間購買，一部分只能見於圖書館中；此外，筆者也參考了北京圖書館編《民國時期總書目》（北京：書目文獻出版社，1994年）中的提要，及蔣大椿、陳啟能主編《史學理論大辭典》（合肥：安徽教育出版社，2000年）。

一、史學理論著作

20世紀20年代，是史學理論著作的出版高峰期，其中以商務印書館的出版物為最早及最多，對史學界的影響也較大。具開創性意義的，有以下兩種：

（1）【美】魯濱生（J.H. Robinson）著，何炳松譯《新史學》2，上海：商務印書館，1924年（271頁）。這是一冊論文集，共有〈新史學〉、〈歷史的歷史〉、〈歷史的新同盟〉、〈思想史的回顧〉、〈普通人應讀的歷史〉、〈羅馬的滅亡〉、〈1789年的原理〉、〈史學下的守舊精神〉八篇文章，內容反映了著者所倡的新史學理論和方法，即打破政治史研究的傳統，把歷史的範圍擴大到人類既往的全部活動，並以進步觀點來考察歷史變化。

（2）李守常著《史學要論》，上海：商務印書館，1924年（88頁）。李守常即李大釗（1889─1927），是新文化運動的倡導者，後又致力於宣揚馬克思主義，《史學要論》這本小冊子就是以唯物史觀撰寫的史學講義，共有〈甚麼是歷史〉、〈甚麼是歷史學〉、〈歷史學的系統〉、〈史學在科學中的位置〉、〈史學與其相關學問的關係〉、〈現代史學的研究及於人生態度的影響〉六篇。作者強調中國傳統史學必須改革，對甚麼是歷史、歷史學和歷史觀，以及三者之間的關係作了闡釋；又認為歷史學應是研究社會變革的學科，並從人類、民族、國民、社會、氏族、個人的經歷論，去構築歷史理論的體系。在現代中國史學發展史上，這是第一部系統的馬克思主義史學理論著作，「此書對中國馬克思主義新史學，特別是史學理論的建立具有奠基意義。」3

另一種較重要的史學理論著作，是【法】郎格諾瓦（C.V. Langlois）、瑟諾博司（C. Seignobos）著，李思純譯《史學原論》4，上海：商務印書館，1926年（310頁）。此書內容比較豐富，分為初基知識、分析工作、綜合工作三部分，最後為結論，論述歷史研究方法。書末附〈法蘭西中等歷史教育〉和〈法蘭西高等歷史教育〉。書中闡述了歷史學家在進行工作時，必須遵從的一些原則和方法；著者十分重視史料，強調外證和內證的鑑定。

由中國人自著的，有以下幾種：

（1）盧紹稷著、傅運森校《史學概要》，上海：商務印書館，1930年（209頁）。此書認為史學是研究人類社會繼續活動的跡象，以尋求因果關係的一門學問。共有七章，依次為〈中國史學界之回顧〉、〈西洋史學界之回顧〉、〈現代史學之發達〉、〈史學與科學〉、〈歷史研究法〉、〈歷史教學法〉，並附何炳松〈中國史學演化之陳跡〉一文。

（2）李則綱著《史學通論》，上海：商務印書館，1935年（194頁）。此書分為十章，包括甚麼是歷史、歷史學、關於史料諸問題等；前六章多引他人論述，後四章為作者的結論性著述。內容強調中國的歷史學應與轉型期的時代協調，另闢新的局面。

（3）楊鴻烈著《史學通論》，長沙：商務印書館，1939年（318頁）。此書共七章，依次為〈導言〉、〈史學的科學性質的鑒定〉、〈史學的「今」與「昔」〉、〈論歷史的正當「目的」〉、〈論歷史的功用〉、〈論史的分類〉、〈論與歷史有關係的種種科學〉。此書體系完整，條理清晰，但不同意新、舊史學的提法，主張以今、昔史學作為區分。

二、歷史學與其他學科的關係

關於歷史學與其他學科的關係，早期的譯著有兩種：

（1）【美】班茲（Harry Blmer Barnes）著，董之學譯《新史學與社會科學》5，上海：商務印書館，1933年（588頁）。此書篇幅較多，內分十章，依次探討：史學之過去與將來；地理與歷史撰述歷史解釋之關係；心理學與史學；人類學與史學；社會學與史學；科學史與史學之關係；經濟學與動進史學；政治學與史學；論理學與歷史；史學與社會理智。

（2）【意】沙耳非米尼（Gaetano Salvemini）著，周謙沖譯《史學家與科學家──史學與社會科學性質概論》6，重慶：商務印書館，1945年（108頁）。這本小冊子原為作者在美國芝加哥大學的演講，內分〈史學與社會科學之定義〉、〈歷史的懷疑主義〉、〈選材與想象〉、〈偏見與假設〉等十二章；卷首有譯者長序，對全書作介紹和評述。

論述歷史哲學的專書，則有以下兩種：

（1）【法】施亨利（Henri Se?）著，黎東方譯《歷史之科學與哲學》7，上海：商務印書館，1930年（173頁）。此書除導言和結論外，有以下八章：〈歷史哲學的起源〉、〈歷史的玄學概念：里格爾〉、〈實證派的概念：孔德〉、〈歷史的批評概念：古爾諾〉、〈歷史科學論〉、〈歷史的比較方法〉、〈歷史中的進化觀念〉、〈我們能否有一種科學的歷史哲學〉。

（2）常乃�钪�《歷史哲學論叢》，重慶：商務印書館，1944年（121頁）。這是一冊史學論文集，內收〈歷史與哲學〉、〈歷史與歷史學觀念的改造〉、〈史學的意義及其可創性〉、〈歷史的本質及其構成的程序〉、〈歷史的重演問題〉、〈關於思想〉、〈歷史文化之有機的發展〉、〈人生的悲劇與國際的悲劇〉、〈文化與國家〉、〈中華民族在世界中的地位與其前途〉、〈中華民族怎樣生存到現在〉、〈日本民族的人格分析〉十二篇。

三、史學方法論

在20世紀20年代及30年代出版的史學方法論著。計共十餘種，其中由商務印書館出版的約佔半數，亦較具份量。譯著方面，除上述李思純譯《史學原論》外，還有：

（1）【美】弗領（Fred Morrow Fling）著，薛澄清譯《歷史方法概論》8，上海：商務印書館，1933年（137頁）。這小冊子分八個部分：〈引論〉、〈選擇題目的方法──史料的搜集和分類〉、〈史料的批評──真偽的決定〉、〈史料的批評──時地人的斷定〉、〈史料的批評──史料源流問題〉、〈史實的建造〉、〈綜合法──事實的編比〉、〈史文作法〉。

（2）伯倫漢（E. Bernheim）著，陳韜譯《史學方法論》9，上海：商務印書館，1937年（523頁）。此書內容頗為豐富，分為〈史學之概念及本質〉、〈方法論〉、〈史料學〉、〈考證〉、〈綜觀〉、〈敘述〉六章。著者指出歷史方法的主要任務有二：其一是在材料搜集之後，確定其真實性；其二是認識諸事實之間的關係，作出綜合的考察。時至今日，仍被視為一冊權威的著作。

國人自著的，有以下幾種：

（1）何炳松著《歷史研究法》，上海：商務印書館，1927年（83頁）。這僅是一種內容深入淺出的小冊子，但具有先驅的意義。書中分博采、辨偽、知人、考證與著述、明義、斷事、編比、著作等十章，介紹治史法並表示自己贊同治史上的疑古態度。內容參考了德、法學者的著作，也吸收了中國傳統史學的一些觀點，扼要而有系統，在近代中國史學界中有較大影響。

（2）何炳松著《通史新義》，上海：商務印書館，1930年（226頁）。此書分為兩篇：上篇十章，專論社會史資料研究法，討論史料考訂與事實編比的理論及應用；下篇十一章，專論社會史研究法，對社會通史的著作及其與他種歷史的關係加以說明。著者介紹了西洋最新的通史體例，力求建設中國新史學的體例和方法。

順帶一提，其後有劉靜白著《何炳松歷史學批判》，上海，辛墾書店，1933年（159頁）。此書從歷史科學論、方法論、系統論、發展論等方面對何炳松上述二著及《增補章實齋年譜序》及《歷史上之演化問題及其研究法》等書分章進行批判。

（3）衛聚賢著《歷史統計學》，上海：商務印書館，1934年（232頁）。此書收〈歷史統計學〉、〈中國統計學史〉兩篇論文，提倡通過統計來研究歷史，附〈統計法〉一文。

（4）楊鴻烈著《歷史研究法》，長沙：商務印書館，1937年（469頁）。此書內容較詳盡，側重介紹史料的研究整理，認為歷史研究法應包括搜集史料法、審訂史料法、整理和批判史料法等。書中還介紹了關於史料的認識及種類，基本上是一冊史料學概論。

（5）姚永朴著《史學研究法》，長沙：商務印書館，1938年（58頁）。這本小冊子將歷史學分成史原、史義、史法、史文、史料、史評、史翼七類，分別作了介紹。

專門探討中國歷史研究方法的開山著作，當推梁啟超著《中國歷史研究法》，上海：商務印書館，1922年（229頁）。此書原為梁氏在天津南開大學授課的講義，分為六章：〈史之意義及其範圍〉、〈過去之中國史學界〉、〈史之改造〉、〈說史料〉、〈史料之搜集與鑒別〉、〈史跡之論次〉，比較系統地討論了歷史學的性質、研究對象、目的和方法，強調要打破以君主歷史和政治史為本位的舊史結構，調整史學研究的範圍，寫出合乎理想的新史著。

梁啟超其後又著《中國歷史研究法補編》，上海：商務印書館，1933年（254頁）。此書總論有三章：〈史的目的〉、〈史家的四長──史德、史學、史識、史才〉、〈五種專史概論──人、事、文物、地方、斷代〉。另有分論探討上述五種專史，但地方和斷代只在目錄中列出，書內從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