九、沉默权与“零口供规则”

2000年8月，正当世纪之末，在中国司法界炸响了一颗惊雷——辽宁省抚顺市顺城区检察院推出了《主诉检察官零口供规则》，这一《规则》刚一出台，就被许多报刊炒得沸沸扬扬，一家权威媒体甚至兴奋地欢呼：中国司法制度中引入了沉默权!
据报载，所谓“零口供规则”的主要内容是：“当侦查机关将犯罪嫌疑人的口供呈至检察机关审查起诉时，检察机关视其供述为零。办案人员通过在案的其他证据进行推论，以证明其有罪。”据云，这一《规则》允许犯罪嫌疑人在接受讯问时保持沉默。
“零口供规则”出台后，最初的反应是引来了一片赞扬声，加上某些报刊的炒作，被宣称是中国司法界实行沉默权的大胆尝试，就如同第一个吃螃蟹的人一样，被誉为实行最彻底的司法改革的开拓者。
随后不久，“零口供规则”便受到一些专家学者的质疑。质疑者提出了几个问题：
其一，我国刑事诉讼法规定证据有7种。其中，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的供述与辩解(口供)是7种证据之一，而这一《规则》将口供视为零，无异于取消了法定的一种证据，似有违法之嫌。
其二， “零口供规则”是在审查起诉阶段适用的。事实上，在此以前的侦查阶段，犯罪嫌疑人已经作了供述，其他证据有的就是根据口供提供的线索找到的。在审查起诉阶段，即使暂时不看犯罪嫌疑人的口供，但他的口供是客观存在的，你无法“视其为不存在”。即使集中精力审查其他证据，无非是试图运用其他证据来验证口供的真实性，根本谈不到什么“零口供”。
其三，按照刑事诉讼法的规定，人民检察院在审查起诉时，必须讯问被告人。如果检察机关把口供视为零，那么它也就大可不必再去讯问被告人。不再讯问被告人而直接对其提起公诉，在程序上是否合法?
其四，检察机关承担的任务，除了审查起诉外，还要负责对贪污受贿等大量职务犯罪案件的侦查，而行贿受贿等案件，如果没有犯罪嫌疑人的口供，几乎不可能办下去。检察机关既要推行“零口供规则”，就应彻底贯彻于诉讼的各个阶段，包括检察机关自行侦查的各类案件。如果此项《规则》不适用于自行侦查的案件，那岂不是一件只供摆设的花瓶?
据报刊的后续报道，顺城区检察院又对“零口供规则”经过五次修改，出台了新的版本。其中，对“零口供”重新定义为：“认定犯罪事实可不依赖犯罪嫌疑人的有罪供述成独立的存在，使有罪供述对犯罪事实的影响为零。”《规则》也不再是“允许其保持沉默”，而是“在鼓励如实供述的同时，不强迫其做不利于本人的供述。”这便与原来的宣传大不相同了。据该检察院的负责人在回答记者提问时谈到：该院实行“零口供”的目的，并不是想探索沉默权的大问题；在实行了10个月的时间内，该院共办理删多起案件，其中采用“零口供”办理的不到20件；并不是所有案件都适用“零口供”的方式，有些案件除了口供外确实很难取得其他证据……云云。原来，被大肆炒作的“零口供规则”不过是一个美丽的肥皂泡!
如果说提出“零口供”的初衷是试图减弱口供在认定犯罪中的作用，这种良好的愿望自应予以肯定。但是，由于缺乏理论的根底，事先未经过严密的论证，且不顾现行立法的明确规定，只凭一时的激情，拍拍脑袋就抛出了一串新套套，其结果是本想红红火火演出的一场喜剧，最终变成了令人啼笑皆非的闹剧。它可以看做是眼下司法改革中并不成功的一个小插曲，但愿它能使我们从中学到点什么。

十、沉默权与“坦白从宽”政策

随着对沉默权讨论的兴起，一些同志对我国实行了多年的“坦白从宽，抗拒从严”政策提出了挑战。
几年前，有几家报刊炒出了一条消息，据说是武汉市公安机关已将审讯室悬挂的“坦白从宽，抗拒从严”的警示牌摘下，从此，这一警语将从中国司法制度中引退，云云。这条消息当即在法学界激起了层层的浪花。
在关于“坦白从宽，抗拒从严”政策的讨论中，出现了两种对立的意见：一种意见批评司法实践中没有认真贯彻这一政策，往往搞成了坦白吃亏，抗拒受益，主张坚决纠正执行政策中的偏差，以保证不折不扣地贯彻执行既定的政策；另一种意见则从根本上否定这一政策的正确性，主张废止这一政策而代之以确立沉默权制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