可以说，儒家文化这一延续了千年的“道统”就是在西方思潮与贫民文化（即痞子文化）的夹攻下才寿终正寝。1911年的辛亥革命，被历史赋予了三大任务，一是改换统治者的血统，以孙中山为首的同盟会倡导“驱除鞑虏，恢复中华”，以此号召天下，并与反清复明的会党组织相结合；二是要改换实行了几千年的“法统”，即变君主专制为民主共和；至于清朝皇帝做得比咱们汉族的朱家皇朝好得多这一事实，在这种民族主义情绪的感染下，几乎不容讨论（这与港英政府治下的香港与中国人统治之下的大陆不能比较同理）；其二是改换政权的法统，即要变奉行数千年的君主专制为民主共和。民主共和制是外来文化，在中国要牢牢扎根，那可不是一场暴力革命就可解决的问题，它需要建立另一种制度文化。第三则是更换一个民族的“道统”，即彻底抛弃自孔孟以来的儒家学说，引进西方的文化理念——其实最后引进的不是西方自洛克以来的自由主义理念，而是马克思主义，此是后话，这里不再多谈。而重造文化认同体系的难度恐怕比前两个问题的难度总和还要大得多。在这三大任务的解决中，第一项解决得比较成功，分两大步骤有效地加以解决。先是有效地将中国沦为列强的殖民地与半殖民地的责任归之于满清政府的无能（至于康雍乾盛世的辉煌，以及那一时期中国的国力在国际上的排行，后辈史家倒是不大论及），二十世纪后半叶中华民族由五十六个民族构成这一概念更是从理论上解决了许多麻烦；第二个问题至今还“在路上”，因为目前我们还在继续为法制化民主化努力。只有第三个问题，即作为社会认同基础的儒家伦理被彻底抛弃，带来的问题整个二十世纪都未曾解决。我们学西方，但到底学西方的什么，以及以我们的文化底蕴决定我们能够学习西方的什么，已经不是当时的思想家们能够冷静思索的事情了。应该说，这是当时各种力量进行政治博奕的结果，最后是“贫民政治”的彻底胜利，对这一历史过程，高华先生已用历史良知在其杰出著作《红太阳是怎样升起来的》一书中做了相当精辟的分析。他的那本书已通过大量无可辩驳的事实证明：在中国这个农民国度，只有懂得利用引导农民、顺应中国农业社会特点的人才能赢得历史，只懂得照念“马克思主义教条”（毛泽东的原话），最后只可能在一场以贫民为主体的革命中面临被抛弃的命运。但历史的吊诡就在这里：中国传统文化保留下来的不是儒家以中庸之道为特点的中间路线政治，而是崇尚暴力的“贫民政治”，而正是在崇尚暴力这一点上，中国的无产阶级革命与马克思主义相契合。
百年历史迂回，至少给了我们一点启示：日本为什么成功，就在于他们在现代化进程中，将作为日本社会认同基础的传统精英文化创造性地转化为现代化进程中的民族精神资源。这一点，我将在有闲时写访日观感进较全面地写下来。
不要轻视与儒家正统文化平行的“贫民文化”的影响，前年《水浒传》电视剧中那首“好汉歌”就是一个最好的例证。这种“贫民文化”具有的颠覆性远远大于其建设性，王朔堪称其典型代表。这种“贫民文化”让人彻底抛弃羞耻感与自尊心，并通过半个世纪的阶级斗争与意识形态教育深入人心。在这种思想营养滋养下长大的当代文化界，其风气实在前所未有的坏，不少人都以大陆李敖自居，逮谁咬谁，越有名的人越挨咬，管你是死去的还是活着的。而其中不少“批评”文风轻薄，语言佻达，纯粹是骂人的文字游戏而已。通篇看下来，没有别的印象，只能看到批评者努力表现这样一副嘴脸：“我骂了人，所以我存在；我骂的是名人，所以我比名人更伟大。”如果说文化大革命表现了一种蛮不讲理的“贫民文化”——如“文化大革命就是好，就是好”，“谁要是反对XXX，就砸烂谁的狗头，将他打翻在地，再踏上一只脚，让他永世不得翻身”之类，那么现在这种痞子气十足的批评风气只能说是“贫民文化”的另一谬种。中国大陆学术界、思想界的状况虽说也有痞子化这一苗头，如堂堂大上海居然出了好几位公然剽窃的“博导”与学科带头人。这些文抄公之所以还能受到思想界与学术界同声谴责，那是因为这两大界还残存着一些社会良知。文坛职业批评家们目前之所以还不能在学术界与思想界纵意驰骋，不是因为他们轻易放过了这两块领地，而是因为这两块领地还有专业壁垒，要进入这一行业取得发言权，还得先下点苦功学一下某专业的ABC。这对每天忙于在大报小报上发表各种急就章，争取各种机会表现职业批评家风采的人来说，“机会成本”太高，远远超出了他们的支付意愿。
我们能向自己的文化挥挥手浪漫地说声“Bye bye”吗？恐怕不能，因为根植于社会土壤的传统文化对人的影响，可以说无处不在，它不是天际中飘浮的一块轻飘飘的云彩，转瞬就消逝。人到中年，越来越感觉到李泽厚先生“人是文化的沉淀”这句话实乃至理名言。以我自己为例，青少年时期历经的家庭惨变，以及异常艰难的成长历程，使我对家乡充满了恐惧与离弃感，成年以后最大的愿望之一竟是远离家乡。我从来没有仔细想过自己的文化归属问题，只知道自己显然不是海派文化与岭南文化的产物——尽管我是在上海接受研究生教育，并在岭南生活了整整十一年，两地均有恩泽于我。就在今年4月中旬应湖南卫视之邀回长沙时，刚从英国回来的毛嘉闻听我要去长沙，欣然欲同往一观。到达的当天下午，我们抽空一起游了已有千年历史的岳麓书院。十七年前我曾在长沙生活了整整五年，这一“千年道场”未曾开放，故此一直无缘得见。而第一次进这书院，漫溢于其中的氤氲之气，竟使我深深感受到自己与湖湘文化那种深入骨髓，却无法形诸言辞的血脉相连感。在复旦大学读研究生时，我也曾在烟雨濛濛的春天里，多次到过苏杭无锡等地，游遍了江南名园。但在那些清雅脱俗的园林里，引起我联想的古人诗句竟然都是“闲敲棋子听落花”、“小红唱歌我吹箫”、“十年一觉扬州梦”那种抒写闲情逸致的诗句，冒辟疆与董小宛、李香君与候朝宗那类故事竟都自然而然地浮上心头。我喜欢那些园林的高情雅致，也喜欢数百年来在这些文化名城纵情挥洒江南烟雨的历代文人才子，因为他们给中华文化长卷绘下了丰富多彩的画卷，没有他们，文化史上将留下无穷遗憾。但我并不觉得那些园林，以及那些园林所代表的文化与我个人之间有什么联系，我只是一个偶然到此的游客而已。我也到过南京这座六朝古都，曾在那长满了青青古藤的石头城下漫步了整整一个下午。但在那里浮上心头的全是“山围故国周遭在，潮打空城寂寞还”，“山川寂寞衣冠泪，百年消沉简册尘”这种意境萧索的诗句，让人不由得想起“亡国之都”这个不祥之词。只有到了岳麓书院，在自清中后期开始名重天下的历代乡贤，如陶澍、魏源、曾国藩、左宗棠、谭嗣同、蔡锷、陈天华等先贤的画像前遥想他们当年在时务斋里孜孜讲求时政时的耀人风采，默念书院中随处可见的湘人诗句时，我才非常真切地感到自己是湖湘文化哺育出来的女儿。湖湘文化以经世致用见长，从来以天下为已任，最恨腐儒空论误国，思想文字掷地有金石声。我的同乡蔡锷将军，在上一世纪初年的军阀豪强中显然属儒雅文弱一类，但在护国讨袁时表现出来的冲天豪气与智慧，正是湖湘文化的精魄铸就。漫步于书院的廊庑园林之间，从心里油然浮出的诗句竟是林则徐那句“苟利国家生死以，岂因祸福趋避之”，是谭嗣同那句“我自横刀向天笑，去留肝胆两昆仑”，是“颈血模糊似未干，中藏耿耿寸心丹；琅函锦奁深轁付，留寄松阴后辈看”（指日本明治维新志士吉田松阴）。民间曾用一句俗语概括自晚清以来的中国各地方人士对中国的贡献：广东人立言，江浙人出钱，湖南人流血。那些地方的人其实也是流了不少血的，但人们用这样的话来概括，说明大家认同一点：湖湘文化的特色就是敢于担当家国天下事。
就在那一刻，我明白自己与家乡的关系不是自己想了断就能够了断的。湖湘文化早已化为点点雨露，滋润着我的生命。尽管多年来我未踏足家乡，尽管我们这几代湘人可能愧对先贤。
我也明白了一点，文化的传承不是可以通过暴力革命就可轻言革除。
三
“自由主义”这一思想种子随欧风飘来并洒落在中国这块土地上，算来已有一个世纪左右。在毛泽东这种不世出的伟大人物眼中，百年历史当然只是“弹指一挥间”的小事。但对于芸芸众生来说，这已是几代人被巨大的历史车轮碾成粉末的漫长时期。逝者如斯，自由主义这朵孱弱的小花却始终只能在知识分子的沙龙里寂寞孤独地开放，成为娱目养心的小小兰草，不能化为原野里迎风舒展的遍地春花，再化作滋养万物的春泥。自由主义的思想涵盖面相当之广，往左越一点界就成了社会主义，往右越一点界就成了法西斯主义。它在东西方文化里的不同命运说明历史的选择往往不是以少数先知先觉者的意志为转移。西方文化是几位一体的：基督教认为人有原罪，经济学将人设定为追求利益最大化的“经济人”，政治学也认为人会尽一切努力追求私利，并以此为作为制定宪法的出发点。所谓自由主义就是在一个对人的行为已施加了种种限制的社会里产生的一种思潮。我一直在考虑，“自由主义”在中国的命运如此，是因为它在中国始终无法解决一个难题：在它的母文化里，自由主义只需要解决形而下的政治社会层面的问题；那些形而上的问题，如世俗生活的伦理秩序等等，它有基督教（或天主教）加以解决。中国没有宗教，1911年以前，社会生活的伦理秩序是由儒家学说建构的，儒家学说在本土“被扫进历史垃圾堆以后”，五十年代初至改革开放以前，是依靠一种“中国化的马克思列宁主义意识形态”（骨子里是“贫民文化”）在支撑，那个时代的荒谬与痛苦，已足够几代人好好咀嚼。如果拒绝咀嚼这枚苦果，历史还会重复——我不喜欢预言，但敢保证这个预言一定有可实现性。
1978年开始的改革，则开始以物质利益为唯一导向。这样的社会发展到极致，就会让自己的人民丧失精神家园。二十世纪的社会改造实践留给中国的问题异常沉重。于是在世纪之交前后，人们已开始考虑如何“回归传统”。只是在不同立场的言说者眼中，这“传统”也有迥然不同的释义。
在主流意识形态的话语世界里，“传统”仅仅只是指1949年至文革时期。在部分左派（包括还有少部分新左派）那里，“传统”还延伸到文革时期，比如一位留美学者对“鞍钢宪法”那严重背离常识的独特诠释，对文革时期的大字报、大鸣大放、大辩论等“民主形式”的向往，就是一种颇具代表性的看法。我原来以为对“文革”的这种荒谬诠释没有什么市场，但后来到海外做访问学者时，才发现我原来大错特错。我曾听到不少青年人因这一理论的发明者拥有的洋学位，因其拥有的西式话语系统而接受了他对“文革”的荒谬诠释，1997年下半年我在香港中文大学做访问学者时，曾与一位在哈佛念博士学位的印度人就“文革”问题多次讨论，他的思想来源于那位留美学者，但他与我们辩论时的执拗比之于那位学者竟有过之而无不及，“一分为二”这种剖西瓜式的“哲学”被他运用得炉火纯青，他的最主要武器是任何事物都有两面性，毛泽东发动“文革”的动机是好的，是为了反修防修，所以“文革”也有两面性，好的一面是人民群众可以自由地贴大字报之类，你们的报纸一再报道，那时的人民是满足的，等等。我一再告诉他，那时的报纸充满了谎言与欺骗，真实的“文革”不是他想象的那样。但没有用，后来是耶鲁大学的台湾籍政治学博士赵学维先生学着他那样“一分为二”地分析纳粹德国，他才无辞以对，但心里并未服输。在他们那里，那段时期的荒谬与血泪消失了，剩下的只有那些在纸面上被过度拔高的“理想主义精神”，人帮人的传统。而被抽去不少内容的这种历史描绘是不真实的，因为那是一个信息绝对不对称的时代，除了被主流（其实也是唯一的）媒体反复宣传的那些东西之外，我们有肃反扩大化，有反右，有大跃进，有史无前例的文化大革命。贯穿几十年的阶级斗争，又有哪一场不是血淋淋的？我曾读到一位朋友收藏的一份个人档案，这是一位解放前在一家歌舞厅里伴舞的舞男，1949年时只有20岁，当时已有两年舞龄。这种经历理所当然地被社会划为“坏分子”，交居委会监督改造。这位前舞男以后也没有正式职业，仅仅依靠给人家做各种零工糊口。此后他的生活内容只剩下艰难的四处觅食，只剩下做检讨、向革命群众认罪这一内容。从1950年直到这个人生命终结的1978年，他的个人档案里除了这些毫无人格尊严可言的检讨书、交待书、认罪书之外，任何东西都没有留下。对于认为“死几千万人没什么了不起”的领袖人物来说，这个人实在卑微得如同一粒尘埃。但在另外一种以“大数原则”为基调的文化里，他与众生一样平等，生而享有一切天赋人权——所谓“大数原则”，指的是一个人的损失对社会可能是微不足道的，但对他本人来说则是百分之百的。西方社会重视个人价值，才有这种计算方式——如果这个人到死那天为止，生活内容只剩下动物般的存在，这种思想改造的意义又在哪里？一个做了两年舞男的青年，竟然为此“罪孽”要付出毕生的尊严，其残酷性正表现了我们这种东方文化的特色。要知道，现在对“文革”的控诉，主要是“文革”前那些还生活得不错的高知、高干们的控诉，而本来就如同一粒尘埃的社会另类人物，对“文革”那套专政手法早已司空见惯，他们已丧失了辩别苦难的能力。更何况，他们不少人早已在史无前例的文化大革命中尸骨无存，有的全家人被斩草除根，他们的悲惨呼号早已消失在漫漫历史长空中。比如我的家乡1968年那场对地主富农等黑五类分子的屠杀，就在任何史籍中没留下记载，上万生命就这样不留一点痕迹地从历史上消失了——“史无前例”这一个词确实用得很对，因为“贫民政治”只有在这时才真正在全中国当了家，轰轰烈烈的太平天国时期，“贫民政治”也只不过在一个区域内当了一段时间的家。
曾经生活于那个时代的人，又有谁不知道居委会主任之类“群众代表”的厉害？又有谁希望再被群氓专政？如何评说那个时代，还有待历史良心的出现。但如果要回去的“传统”竟是那样一个法西斯年代，只能说这些人已经患了历史失忆症。最近我国对《钢铁是怎样炼成的》改编而成的电视剧所表现出来的那种狂热，一方面说明了人们对现在的社会失范状态缺乏认同感，另一方面则说明人们被那种消解历史的后共产主义教育所深深蒙骗，因为那本书是苏联斯大林时期刻意制作出来，完全隐去了历史残酷的一面。那一面被刻意隐去的历史真实，已有高尔基的《不合时宜的思想》与索尔仁尼琴的《古拉格群岛》为证。
今年前几个月，话剧《切.格瓦拉》在北京风行一时。这一剧作写得很机智，文风也俏皮活泼，作者有相当高的才情，对社会也有关怀。但整个来说，该剧如果用之于宣泄对改革所造成的问题的不满倒也不错，但在历史的真实性方面却是极不负责的。作者在两个问题上避实就虚，一是在两种制度的对比上，作者拿理想中的共产主义与图解中的资本主义相对比，如在谈到社会主义理想时他只谈切×格瓦拉的人格魅力，而不谈其在社会主义国家的实践后果；二是他试图在切×格瓦拉个人人格魅力与他所从事的事业之间建立一种事实上不存在的因果关系，处处给人以暗示，切的个人魅力赋予了他所从事的事业以不可质疑的神圣性。其实个人人格与其所从事的事情本身并无一定的因果关系。总之，作者搭了一座桥，但只片面展示了桥两端的东西，桥本身却是一条虚线，而问题就出在虚线上。
另外还有一种声音是要回到更早的传统，这种声音对“五四”以来的新文化建设进行了批判。超越意识形态的限制对历史重新进行审视当然绝对必要，但是从实践层面来说，我们还能在“五四”以前的传统文化中找到“回家”的路吗？
历史是一维性的，它只有一个延伸方向，不可能再回头。然而了解历史，却是解决现实问题的出发点。
对于历史，现在的年青人从整体上看来确实缺乏兴趣。因为我们的历史充满了太多的谎言，成了概念的堆积与教条的集成。对历史上任何伟大人物的功绩描述，都不忘记加上一笔：“某某代表了封建地主阶级（或奴隶主、资产阶级）的立场，其思想有很大的局限性”。一部充满了不实不敬的否定之辞的历史教科书，我们还想靠它培养出后代的爱国主义精神？结果当然是青少年们对历史产生深深厌倦，他们的父母一代不少也属于文化教育严重不足的一群，只要与高考无关，不少人也都认为不必要浪费时间学习历史。我写过唯一的一篇回忆录“心灵深处的一座坟墓”，发表于《黄河》杂志，陕西《各界》杂志也曾分两次发表。与我同时代的读者对那种生活感同身受，记忆犹新。但居然还有一两个陕西的年轻文人跑到《各界》编辑部轻薄地说：“老谈那些干什么！要向前看吗”。后共产主义的教育方式，已经让不少青年人觉得文化大革命是“阳光灿烂的日子”。对历史最大的侮辱，就是对它横加阉割。用这种阉割过的历史教育自己的下一代，是对祖国的未来极不负责的一种表现。
然而历史对人类的重要性，不会因为这种对历史的粗暴阉割而就此消失，轻视它的人必将受到它的严惩。历史除了司马迁说的“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那种作用之外，更重要的还在于通过学习历史可以培养一个民族的自尊自爱之情，让我们了解自己从哪里来，走过些什么路，以便今后走得好一些。经济学应该说是一门与历史相距比较遥远的学科，但在西方经济学家用发展经济学分析发展中国家的经济问题碰壁以后，终于有经济学家认识到一点：了解发展中国家历史对分析今天这些国家面临的问题有关键作用。这才有了道格拉斯×诺斯的“路径依赖”学说。经济学家中唯一能够在思想体系的庞大方面与马克思媲美的约瑟夫×熊彼特就说过：经济学家应该掌握三门知识，一是经济理论，二是统计学知识，三是经济史。但如果三门只能学习一门的话，他情愿选择经济史，而放弃前两门。从下面一段话中可以看出熊彼特对历史的尊重：
“首先，经济学的内容，实质上是历史长河中的一个独特的过程。如果一个人不掌握历史事实，不具备适当的历史感或所谓历史经验，他就不可能指望理解任何时代（包括当前）的经济现象。其次，历史的叙述不可能是纯经济的，它必然要反映那些不属于纯经济的“制度方面的”事实：因此历史提供了最好的方法让我们了解经济与非经济的事实是怎样联系在一起的，以及各种社会科学应该怎样联系在一起。第三，我相信目前经济分析中所犯的根本性错误，大多是由于缺乏历史的经验，而经济学家在其他条件方面的欠缺倒是次要的。（熊彼特：《经济分析史》）约瑟夫×约瑟夫×
伟大的古罗马政治家西塞罗就曾说过：“一个人如果对自己出生以前的历史毫无所知的话，这个人就等于永远没有长大。”还有一位现代历史学家（我记不清名字了）说过：不学中国历史不知道中国以前的伟大，不学西方历史不知道中国现在的贫弱。
不少青年人常问我：何老师，你为什么不开出一个给中国治病的药方？我回答说，我的看法其实都已尽语言环境允许的最大限度写出来了。我从未隐瞒自己反对什么，赞成什么。需要补充一点的是：必须从现在起开始培养人们的公民责任意识。这责任意识的核心点就是：每个人都必须真正地将中国当作是自己的国家，个人的任何行为都与民族的前途有关。不要纵容自己往社会上倾倒垃圾，却指望有“救世主”来打扫清场。只有从我做起，不期望有救世主出现，中国才有希望。“国际歌”唱的是“从来就没有什么救世主，也不靠神仙皇帝”，而我们却在热情讴歌“大救星”。什么是文化差别？这就是文化差别。
人类历史从来就是一个不断出现问题并不断解决问题的过程，人就是在这个过程中提升尊严，发挥创造力。至于每一时代问题解决得好不好，则需要仰赖那一时期思想家的认识水平与社会责任感，以及政治家的操作能力与兼容性。思想家的认识水平与社会责任感决定了这个时代的思想高度，政治家的操作能力与兼容性则决定了解决问题的能力。
写完这篇没有答案的思索时，正值深夜，我伫立窗前，深夜的深圳已安静下来，极目望去，只有那无尽的苍茫夜色。渺渺茫茫中，习惯了孤独的我不自禁地打了一个寒噤。《红楼梦》里一句诗突然跳了出来：
“渺渺茫茫兮，归彼大荒”。
在上帝眼中，人类到底有多少尊严？
2000年6月下旬定稿
摘自公法评论http://www.gongfa.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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